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文章作者：admin    日期：2013年06月05日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开始越发的关注精神生活，越发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说大义，谈古今。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

近几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民群众开始越发的关注精神生活，越发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说大义，谈古今。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影响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必然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第一，“学而优则仕” 儒家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它的理念即便是仅为知识分子学习，也早已渗入民间，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君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直接的统治整个国家，更多的是自己封地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效忠的对象。这一结构的先天缺陷就是国家结构松散，且君主缺乏人才参与国事，导致战事的频发，生产力发展落后。相比而言，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文官的选取方面远远优于同时期的西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普通人通过读书，通天文，晓地理，得治国安邦之术，而后辅佐君王。它一方面是高度大一统的体现，另一方面，确实是聚拢全国人才的有效方法：君主完全掌握国家的一切，朝廷作为权利中枢集中管理国家，国家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需的人才来辅佐君王，这一切使得我们国土可以很辽阔，人民可以相对长期的处于战乱较少的状态下，集权统治使得一切都更加平稳。
　　民众通过读书获得才能，在施展才能的同时获得地位，这样，官在民众中的地位就高于常人，也就形成了“官本位”。“官本位”的思想使得民众阶层，包括普通的地主阶层与统治阶层越发分化。它决定了人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处于私利，这一点与《国富论》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儒家，或者说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却冠冕堂皇的冠之以“贵长而尊官”、“以吏为师”。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这使得官场一面代表着管理一方水土，另一面代表着尔虞我诈；一面代表着光宗耀祖，另一面压榨着贫苦大众。
　　官本位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依然影响深远。官员明显凌驾于普通人之上，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表面上这样可以社会稳定，但实际上，社会基层与管理阶层没有很好的沟通，两者的利益关系容易脱钩，这样会阻碍社会向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时常听到民众动焉上访甚至有人还假上访来达到春运免费坐车回家的目的，它的本质是两阶层利益的不对应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差距的表现。官本位思想会导致社会普遍倾向于强化行政职权，这样又会导致法治建设的滞后，阻碍法治社会的建成。当然，行政强化并不一定总是负面影响，但在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即将跨过动荡区的未来几十年内，过分强化的行政力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当官，当官也不一定就可以谋到私利，人民更多的依靠民主化、法制化来管理，这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正确途径。
　　第二，“非所宜言”《易经》中一句“君子以慎言语”为后人阐明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不要说不该说的话。后世有不少劝人谨言慎语的名言警句，如“慎言不哗”、“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风流不在谈锋上，袖手无言味最长 ”等等。历史上也常有“不慎言”大臣遭皇帝贬黜甚至赐死，都在告诫后人要少说话，说好话。
　　自从孔子作《春秋》就有了为“尊者讳”的做法，司马迁作《史记》也受其影响，掌权者对历史的“篡改”也算是来源于此，人们争相说好话，而对“不该说的话”则经常避之不提；然而儒家的思想是要辅佐君王，由此又有不少人讥讽世事，直言谏主。前者做多了是阿谀奉承显而易见，而后者做多了也绝非什么好事。若皇帝较为软弱，进谏的自然就多。可是问题在于大家都在进谏，真正的目的却掩藏于后，为王者也难辩真假；若皇帝铁腕统治，又会使直臣不敢进谏，增多溜须拍马者。前者有万历皇帝，一气之下再不上朝，后者有明祖朱元璋，落得个暴君的名号。
言论的两面性导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格分裂。国人说话很多时候讲求的是圆滑，这本来没有什么，但经过了数千年的发酵后，事情与原来的方向已截然不同。当初孔子为“尊者讳”是为了微言大义，把历史变成了教科书。到了北宋，就已经发展成公然大幅度修改历史了。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凡是强求入世的，都要求人正直敢言。但是，到了明晚期时，买直求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到了现在，不说话、说好听的话、说不好听的话，各有用武之地。这些语言表述已经把我们本就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且过多的矫饰导致的言语的不可信，小则使得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失真，大则使得媒体舆论失去应有的监督作用，反而变成传播风言风语的大平台。这样的结果显然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当然仅就个人而言，精神分裂一些或许也是生存的法则之一，但它将也是我们社会言论本质变革的最大阻力。
　　第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们自小就被教育的做人典范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很多，但是这一条是最能承接我们上面谈的话题。严于律己的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意志坚强；宽以待人的人为人大度，不拘小节，处事随和。不用太多的思考就能发现，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需要治疗。理论上讲，严于律己者一定也是严于律人的，因为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一个社会人要处理的许许多多涉及各个方面的事务，从工作社交到吃喝睡觉，他是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切行为是存在于群体和社会中的，严于律己则一定会严于律人，宽以待人则一定会宽以待己。
　　 其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本就不是一句话，“严于律已”出自南宋陈亮的《谢曾察院启》，“宽以待人”则出自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是后人出于我们一贯的“理想化考虑”，为教育未成年人而拼凑在一起的。这种无视逻辑的理想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妇孺皆知的蜀相诸葛亮就是一个例子。诸葛亮在明知蜀国国力不支的情况下，常年征战，南征孟获、北出祁山，终将蜀国国力耗尽。如果说诸葛亮的失败是他个人战略估计不足导致的，那么后世对诸葛亮的崇拜就不那么正常了。我们理性分析后应该明白诸葛亮过分激进的战略会导致严重后果，却依然对他的六出祁山大加赞扬，最差的评价也是惋惜，却少有批评。即使知道错误，却依然歌颂它，这样的评价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对精神的肯定，但在肯定精神的同时，也肯定了他的“理想化”。于是诸葛亮的“光复汉室”就一直被歌颂着流传下来了。无独有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已是妇孺皆知。或许官场的黑暗所致吧，范仲淹为官的表现和这句话所表达的还有不小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也是一种“理想化”。
　　我们无需苛责传统留给我们的做人、处事的道理，它们是许多精华的集合，是一些理想，没有人会过多的追究它们的可行性。但是这些许多不可行的道理对我们潜意识的行为会造成影响。试想，如果我们每每回顾历史来预见未来时，看到的总是很多夸张了的语言，那么我们的所言所想会不会也受其影响，加一点夸张成分呢？既然古之圣人都可以说一些、做一些“理想化”的话和事，我又有什么不可以？于是，我们的社会总是可以很轻易的就挂起一阵浮夸之风，而且一阵之后又是一阵。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了，看看各行各业的总结报告以及会议记录就不难发现……特别是我们回首看那些已经消失的企业实体时，就会不难发现浮夸给它们带来的灾难。它们曾经一边夸大自己，一边苟延残喘，最终或被合并，或者干脆倒闭。传统中理想化的成分在当今社会已经被放大成了浮夸，或许我们需要对所有我们熟悉的名言加以辩证的分析，来修正传统文化中过多的理想化成分。但无论如何，浮夸，这种已经几乎成为国民性的行为应该受到控制，才能不破坏已有的成果，小到个人，大到企业甚至一个国家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