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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来源:不详    文章作者:佚名    日期:2015年04月15日
摘 要:运用VAR模型、协整检验和VEC模型对临汾市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城镇化进程包括城镇人口比率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两个指标,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得出了山西省临汾市

摘 要:运用VAR模型、协整检验和VEC模型对临汾市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城镇化进程包括城镇人口比率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两个指标,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得出了山西省临汾市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而临汾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相关性,表明临汾市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不利于经济增长;进而结合相关理论和临汾市的发展实际,提出提高人口素质和调整产业结构等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 经济增长 VAR模型 VEC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1-188-04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并且备受关注。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已成为各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我国学者从城镇化概念、特征、发展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很多学者是从城镇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的,本文认为至少应该从人口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来反映城镇化建设。

人口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是城镇化主要的标志,因此很多研究都是关于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比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黄毅(2006)、张宪平等(2008)、苏发金(2011)、朱孔来等(2011)、陈晨子等(2012)贾云赟(2012)等从国家层面上来分析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黄毅(2006)通过对两者现实效应的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总体上落后于经济增长{1};张宪平等(2008)分析的是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关系,结果显示从长短期来看,两者都互为因果关系{2};而苏发金(2011)研究的是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增长积累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3}。朱孔来等(2011)的研究显示两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而后者对前者的作用不是很大{4}。这一点在贾云赟(2012)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他的研究还表明两者之间不具备互为因果的关系{5}。陈晨子等(2012)进一步深化研究了两者之间的推动作用,结果显示城镇化当期对GDP的影响较为明显,而之后一期的城镇化会对经济总量产生较为微弱的负面影响{6}。马成文等(2010)、杨杰等(2012)、王超(2012)、张志勇等(2012)陈阵(2013)等分别对安徽、甘肃、湖北、山东和湖南不同省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相应研究。马成文等(2010)对安徽省的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7};杨杰等(2012){8}和王超(2012){9}的研究表明甘肃省和湖北省经济增长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要显著一些,而张志勇等(2012){10}和陈阵(2013){11}的分析显示山东省和湖南省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明显。Markus Brückner(2012){12}在研究非洲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关系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增长有负相关关系,不过他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种族分裂、人均收入过低和城市规模与政府政策等三个方面。

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产业集聚度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调整最终会实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将突破原有均衡,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黄茂兴(2009){13}、马鹏晴(2009){14}干春晖等(2011){15}、陈晨子等(2012)分别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步骤,并且能够有效抑制经济波动,而产业结构没有适当升级,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崔玉泉等(2000){16}、冯利英(2007){17}、杨明媚(2009){18}、刘洋(2011){19}等分别对不同省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了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各省的产业结构问题。

在实际发展中,各个地区都有其特殊性,面临的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都会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研究对象的数据选取及处理以及使用的数量统计方法,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山西省临汾市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在其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结合其实际发展的问题,对临汾市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推动临汾市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构建模型和协整检验

1.变量与数据的选取和样本空间的确定。本文城镇化建设包括两类数据,分别为城镇人口比率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其中为消除通货膨胀,均以上一年数据为基期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数据进行了处理。所选的数据均来源于《临汾统计年鉴2012》和《临汾统计年鉴1998》,时间跨度为1990-2011年。在分析过程中,为避免时间趋势,特对原始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一方面避免多重共线性,另一方面不影响数据关系。文中分别用LRPRt、LCYRt和LGDPt来表示城镇人口比率、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地区实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的时间序列。

2.LRPRt、LCYRt和LGDPt的平稳性检验。依据协整检验法基本原理,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解释变量的时候,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要相同,且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要小于或者等于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此需先借助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LRPRt、LCYRt和LGDPt的单整性。

经检验并由表1的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城镇人口比率、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地区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序列的ADF统计量值均小于临界值,为平稳序列。其中,LRPRt与LCYRt的原序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为非平稳;经过二次差分后检验,其ADF值均小于临界值,故二阶差分序列为平稳;而LGDPt的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即为平稳序列。因此,LGDPt为一阶单证序列,而LRPRt和LCYRt均为二阶单整序列,检验结果符合协整检验的基本原理,故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LRPRt、LCYRt和LGDPt的协整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为了考察LRPRt、LCYRt和LGDPt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首先根据LRPRt、LCYRt和LGDPt向量,建立三者的VAR模型;其次利用Johansen迹检验法来检测LRPRt、LCYRt和LGDPt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存在写出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表达式;最后运用误差修正理论,建立VEC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检验。

(1)建立LRPRt、LCYRt和LGDPt的VAR模型。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构造模型,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一般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滞后期的最优期数。根据相应计算的统计结果,选取的滞后期为2,建立二阶滞后VAR模型,见式(1)、(2)和(3)。从结果可以看出LRPRt、LCYRt和LGDPt三个向量自回归函数的调整可决系数分为0.9980,0.9881和0.9302,其模型的拟合效果在整体上较好,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三、结果分析

1.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从经济理论分析,人口城镇化可以引发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人口城镇化形成消费需求的收入效应。城镇化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收入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变时,收入增加了,总需求的数量也会相应的增加。把原来的潜在消费转化为现实消费。另一方面,城镇化会形成消费需求的示范效应。居民消费受制于周围的消费环境和消费习惯,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与之前相比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进入城市的农民在购买消费品时,不仅会与同一阶层的城市居民比较,而且还会受到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在环境的刺激作用和生活条件要求的影响下,消费需求自然比之前要强烈很多。综上两个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拟合的VAR模型的结果看,人口城镇化滞后一阶和滞后两阶对经济影响的关系系数分别为0.4539和0.2345,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从协整关系式的结果看,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系数为3.7255,也表明具有正相关性。在VEC模型中,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的关系系数分别为滞后一阶的系数为0.2974,滞后两阶的系数为0.0237。这些结果均与上面的理论分析的影响结果相一致。

2.第二、三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带来不同的经济效益,从而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

从拟合的VAR模型的结果看,临汾市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滞后一阶和滞后两阶对经济影响的关系系数分别为-0.6197和-0.0457,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从协整关系式的结果看,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系数为-4.3838,也表明具有负相关性。在VEC模型中,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的关系系数分别为滞后一阶的系数为-0.4386,滞后两阶的系数为0.3805,说明在滞后一阶的情况下,二者短期影响关系中存在负相关,而在滞后两阶的情况下,才转而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这些结果说明临汾的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下面从临汾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分析临汾市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第一,产业结构整体呈现粗放型扩张特征,产业内部结构层次偏低,制约了运行质量有效提高。区域结构受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临汾市的地形决定了安泽、吉县、大宁县和永和县等地方主要发展农业,形成以农业为主经济区。从临汾市的整体发展情况看,其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种植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重较大,附加值较高的林牧渔业增加值比重较小,特色种植业、畜牧、果林业,基本处于以家庭户经营为主的状况。同时,农副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第二,区域产业单一,支柱行业高度重叠,加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煤炭和矿产是临汾市最主要的资源,煤、铁及相关产业是临汾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且其发展基本依靠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单一,并且随着能源不断地开发,其存储量在逐年减少,根据《临汾统计年鉴1998》数据显示,1997年临汾市煤炭探明保有资源储量533.43亿吨,铁矿石保有资源储量1.9亿吨,然而根据《临汾统计年鉴2012》显示,至2011年临汾市煤炭探明保有资源储量360亿吨,铁矿石保有资源储量1.7亿吨。故单一依靠这一高度重叠的支柱产业,给临汾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风险。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轻重工业比重的统计显示重工业比重连年高达9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临汾面临矿产资源锐减、环境污染严重、资源型工业所占比重过大等经济问题。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高耗能、高污染,成本大、代价高,环境治理滞后于工业生产,成为科学发展的制约。而且市区城市规划和基础建设滞后,功能不完善、承载水平低,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成为临汾市加快经济发展的“瓶颈”。

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大滞后于传统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服务业占经济总量比重偏小,成为临汾经济持续发展的弱项。而且社会事业,教育、卫生和公共文化基础建设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也连年处于山西省落后位次。

3.其他结果分析。从上面的短期结果分析,即VEC模型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LRPRt、LCYRt和LGDPt这三个变量序列的观测值和预测值的线性比较图。其中LGDPt的拟合结果比较好;而LRPRt和LCYRt的拟合结果就不是那么理想。实际情况中,LRPRt和LCYRt的值总体呈增长趋势,但波动比较大,尤其是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值。而预测结果虽然整体上也成增长趋势,这一点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但是预测值均小于实际值。在实际发展中,这一结果常常受政策的影响。临汾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放开户籍政策,放宽了迁入城镇户口的条件,取消了迁入户口的要求,使得“农转非”更加便利,这极大的促进了人口城镇化,故与模型模拟出来的结果相比,实际人口城镇化更快速。临汾市煤炭开采历史悠久,改革开放初期,各类煤矿开采不断壮大,煤炭工业迅速崛起,成为临汾市的支柱产业。这一时期也给采煤业带来了无序竞争。2004年,开始实施“煤炭产权改革”,成为煤炭历史上产业调整的分水岭。2006年,又进行一次强制性的整合,主要是针对规模达到30万吨以上的煤矿。煤炭业经过整顿、资源整合改造提升,采掘能力大幅度提升。近年来,煤炭业又坚持集约化、规模化,大力发展大企业和大集团。所以煤炭业的发展呈现较大的波动性。
四、政策建议

1.提高人口素质。临汾市在未来的发展中,不仅要注意人口城镇化,而且要注意人口质量的提升。人口城镇化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比拼的是硬件设施、机械设备、环境质量的提高,更是服务质量的提升,所以应该同步提高人口素质教育。为未来进一步城镇化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调整产业结构。首先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煤炭产业转型步伐。经过资源整合,延长产业链条,增加科技含量,提升附加值,降低能耗,促进相关性多元化产业。其次,可以依靠替代性资源发展替代产业,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努力在新设备、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领域寻求突破。临汾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新型产业,并且已经在光源、纳米技术、太阳能陶瓷技术等取得了发展。最后,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临汾市作为“华夏文明第一都”,有很深的文化积淀,临汾市应该大力开发旅游业;而且临汾市位于山西省与陕西省和河南省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很重要,可以大力发展物流业。

注释:

{1}黄毅.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4):147-151

{2}张宪平,刘靖宇.城镇化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2)49-50

{3}苏发金.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1(4)111-115

{4}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1(9)80-87

{5}陈晨子,成长春.产业结构、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ECM模型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180):85-88

{6}贾云赟.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2(12):27-32

{7}马成文,丛新萍.城镇化对安徽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分析与前景展望[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11):44-46

{8}杨杰,谢保鹏,段小红.甘肃省城镇进程与经济增长的匹配性研究[J].甘肃农业,2012(23):3-5

{9}王超.湖北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2(6)77-84

{10}张志勇,李连庆.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互动效应的动态分析——基于山东省1978-2009年的数据[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5)64-70

{11}陈阵.湖南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视角,2013(7)115-116

{12}Markus Brückner.Economic growth, 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2,(71):26-36

{13}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7)143-151

{14}马鹏晴.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分析[J].经济师,2009(3)77

{15}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16}崔玉泉,王儒智,孙建安.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管理科学,2000(3)53-56

{17}冯利英.内蒙古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2)108-112

{18}杨明媚.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分析——基于湖北省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4)32-35

{19}刘洋.安徽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1)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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