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老龄化难题及其破解

摘要：本文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人口老龄化既有减少劳动供给和降低储蓄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又有着增加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至提高储蓄率的作用。正负效应的一增一减表现的总效果并不确定，这表明，人口老龄化并非通常人们所以为的洪水猛兽。应当理性认识人口老龄化，只靠放松计划生育、增加人口来调整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恰当，而应当将优化增量和利用老年资源、盘活存量相结合。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增长 优化增量 盘活存量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正在（或即将）遭遇到的难题，中国也未能幸免。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4年世界人口状况简要报告》，60岁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从1994年的9%增加到2014年的12%，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1%。2013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也达到了13.1%。然而，对于这一难题，只要我们知其因、识其果、正其策，何愁不能破解呢？
　　一、明辨其因：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
　　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来自三个最为主要的因素：其一，人们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2010-2015年间，全世界出生时预期寿命已经上升到70岁，比之10年前增长了5岁多，有接近四成的国家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5岁，并且女性比男性寿命长4岁有余。其二，生育率下降。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从1950-1955年每名妇女5个子女下降到2010-2015年2个子女，并且到2050年，将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其三，成人死亡率下降。1970-2015年，全世界15-60岁年龄阶段死亡率从250‰以上减少到150‰左右。
　　这样看来，人口老龄化似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因为，预期寿命增长和死亡率下降往往需要医疗服务和健康设施的改善作为支撑，而生育率下降通常是家庭受教育程度提高作出的内生生育决策所导致。
　　二、洞察其果：人口老龄化并非洪水猛兽
　　主流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引起劳动短缺而导致产能增长减速，另一方面导致总储蓄率下降减缓资本积累，使经济增长减速。这是一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的看法。例如，胡鞍钢等（2012），孙爱军、刘生龙（2014）在索洛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结合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表明，人口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不利影响；而混合OLS的估计结果是，对数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将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1.5%或5.59%。
　　实际上，人口老龄化是否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并未得到确切的支持。例如，就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而言，Bosworth和Chodorow-Reich（2006）发现老年抚养比上升1%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0.54%；王德文等（2004）使用我国1982-2002年数据进行OLS回归表明，老年抚养比上升1%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0.216%。然而，有证据表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也会继续储蓄，而且寿命延长也会提高储蓄率，因为它会增强人力资本投资和为退休而储蓄的动机。而且，老龄产业的不发达导致老年人口的潜在消费不能实现，而转化为“强制性储蓄”。老龄化不一定会减少储蓄。Chamon 和Prasad（2008）研究中国城镇人口的储蓄率，发现样本中户主年龄最轻的和最老的家庭储蓄率最高。
　　就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而言，尽管劳动供给总量可能下降，但老龄化会刺激社会以劳动质量的提高来抵御劳动数量的降低，因此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总生产力下降。老龄化甚至可以提高生产力。当老化导致劳动力增长变慢时，经济会发生技术变革从而生产力增长率会提高。Cutler等（1990）在对1960-1985年大量国家进行横截面研究发现，因人口老化上升引起的生活水平下降完全可以通过生产力年增长率提高0.15%而加以完全抵消。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劳动力数量的影响作用和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都很有限。在中国，农村老年人口占了全国老年人口中的大部分。受到退休金制度和工作性质本身的影响，农村老人只要力所能及，就会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因而劳动参与率较高。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32.9%，远远高于城市（9.4%）。
　　上述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学者们近年的研究似乎更倾向于人口老龄化的正面影响。例如，老龄化会引起劳动从非医疗保健生产向健康生产转移，考虑到这一过程储蓄所产生的资本积累效果，人口老龄化会促进经济增长。
　　三、善计其策：应对人口老龄化当盘活存量与优化增量并举
　　根据理论研究和现实经验，应对人口老龄化有三条途径，可以界定为盘活存量与优化增量两大类型。
　　所谓盘活存量，即要充分开发现有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俗话说，家有一老，当有一宝。随着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和医疗条件不断改善，以前三四十岁属于青壮年，现在五六十岁还生龙活虎。这意味着按照当前女55男60岁退休，老年人尚有二三十年宝贵的时间可以利用。那些有着自己事业的老年人年过古稀，活过百岁，也不是不可能。老年人即使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也为子女提供了帮助、节约了其时间，使其劳动具有了相应的市场价值。如果要把这类劳动市场化，可以延长退休年龄1-5岁左右。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许多国家都选择了这一途径，例如，英国计划，到2044将男女退休年龄均逐步提高至68岁，美国退休年龄则已经延长到67岁。笔者认为，弹性退休制更适合我国当前国情，毕竟，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劳动者具有不同的体力和脑力特性，不宜一刀切。除了延迟退休之外，要盘活存量还需要不断对老年人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老人的生产力。
　　所谓优化增量，包括放开计划生育与移民两条途径。优化增量其实是为了确定给定资源禀赋条件下，所有人社会福利极大化的最适度人口规模。关于中国最优人口规模的见解众说纷纭，但不外乎两种，一种看法是稳定目前人口规模并有所增长，大概在13亿-15亿之间，另一种看法是需要压缩人口规模到8亿-10亿左右。无论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人口基数实在过于庞大，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因此而产生。 　　尽管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功过目前争论激烈，尚无定论。但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生了4亿左右人口，却是事实。稳定并减少目前人口总数，通过适当的边际调整而优化人口结构，才是未来中国实现腾飞之上策。进行人口的边际调整，就是通过有限度地放开计划生育来增加现有人口的少儿比例（“单独”就可止步矣）。事实上，即使“单独”政策，对人口结构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调查表明，相当多符合单独条件的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并不愿意再生二胎。我们不能指望放开计划生育会给中国的未来增添多少青年。
　　边际调整的另一种方式――移民，也是许多人口老龄化国家都在采用的方法。中国以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家（世界银行估计2010年有530万人生于中国而居住在他国），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劳动力供给急剧减少、工资迅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则使得中国也逐渐成为接受移民的国家。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从朝鲜，越南和其他南亚国家引入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韩国的企业家也成为中国的合法移民，刚果、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移民也在不断涌入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等到中国留学的国际学生也在日益增长。这些都会对人口结构的老龄比例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优化增量的两种方法来看，恐怕移民比放开计划生育更为可行。移民对中国而言是新生事物，当务之急应是制定统一完善的移民法，对移民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出台向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倾斜的移民政策，以吸引资本内流，引进高端人才，提高移民素质。
　　总而言之，笔者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当慎思明辨，以盘活存量为主，同时辅以优化增量，重心放在设计有吸引力并能起良性作用的移民政策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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