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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哲学思潮与科学哲学的重建

文章来源:不详    文章作者:佚名    日期:2015年06月02日
 摘要:后现代哲学思潮对现代性中的元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等观念有着多方位的解构和批判,其思想价值是深远和珍贵的。后现代理论中蕴含着许多对科学哲学有借鉴和启迪价值的思想因子。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

 摘要:后现代哲学思潮对现代性中的元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等观念有着多方位的解构和批判,其思想价值是深远和珍贵的。后现代理论中蕴含着许多对科学哲学有借鉴和启迪价值的思想因子。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张相互辉映,哥德尔定理、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自组织理论、非线性科学等诸多新兴科学正在变革着科学的知识构成、内部结构和整体性质。一种观念层面的“后现代科学”正呼之欲出。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
  
 
  作者简介:黄秦安,男,陕西西安市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美国哲学家罗蒂把海德格尔、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逐步进入西方哲学主流。在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下,西方传统的、深具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理性、总体性、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思维方式等都遭到普遍的批判。后现代把一切预设的思想基础都作为质疑和解构的对象,这种批判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在后现代的视域之下,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开始被解构。我们认可后现代对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科学规划的解构,但并不认同后现代对科学价值独特性的普遍怀疑。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但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范式的具有“后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发展趋势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哲学主张
  从时间序列看,关于“后现代”(postmodem)这一概念,据学者们考证,从语源学看,英国画家查普曼于1870年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后现代”油画的概念。德国的卢纳尔夫曾于1917年提出一般的“后现代”的称谓。德国作家潘维兹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概念。还有西班牙的奥涅克斯、英国神学家贝尔、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这一名著中等均有所提及。按照汤因比对西方历史的划分,从1875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后现代。但上述学者在使用“后现代”一词时的意义均不尽相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而后现代作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潮流和哲学思想,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难解难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现代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后现代则已经开始了。两者在时间上、观念上所具有交叉性、交互性和重叠性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后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的概念为构词基础的,所以后现代的概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现代的概念而独立存在的。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基本观念和立场。利奥塔尔指出,“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借助于元叙事可以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被赋予合理性的游戏规则和话语。而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元叙事走向衰亡,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逐步成为后现代的主题,元叙事开始转向局部叙事。利奥塔尔对知识的这种被“解合法化”到新的合法化的转变作了如下描绘:“普遍元语言的原则被能够证明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体系的多样性原则所代替;描述这些体系的元语言是普遍的,但彼此并不一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中常被视作悖论,甚至是谬论的认识均可以在这样的体系内找到新的力量与信心,并能赢得专家集团的认可。”因此,利奥塔尔倡导抛弃绝对标准、普遍范畴和宏阔之论,支持局部类型、容忍差异、历史的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科学知识。
  法国哲学家福柯从对权力、考古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开始其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尽管福柯并不认可给他的理论见解贴上固定的诸如“后现代”的标签(这其实也正是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多变和特立独行的特征),但福柯的整体思想无疑是极具后现代气息的。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福柯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尼采主义和海德格尔思想渊源。福柯主张放弃对知识基础和知识体系的追求,强调了非中心化世界的重要性,赞成采用“谱系学”代替科学。他敏锐地指出,在被标榜为“理性”和“合理化”的传统思想及其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权力的本质。福柯推崇“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认为它们的质疑、批判和论争功能使得它们在知识的整体空间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秉承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德里达发起了对追求普遍性、本质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一章中,德里达描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的长期统治状态:“决定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因素,甚至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的超越形而上本体神学的那个因素,无论以哪种方式理解该词的意义——在前苏格拉底或哲学的意义上,在上帝的无限理解或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在前黑格尔或后黑格尔的意义上,都或多或少与逻各斯密不可分,或与在逻各斯的线性发展中思考的一种理性密不可分。在这个逻各斯内部,与语音的原始和本质联系从没有间断过。”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及其意义的深刻影响,德里达企图通过颠覆“逻各斯主义”在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所指与能指等范畴之间作出的二元划分中所显现的单向中心性(即指派给前者以比后者更多的重要性),从而使“自由游戏”式的文本能指系统摆脱外在(实在)世界的束缚,获得其可以高扬的存在性。
  美国的詹明信的力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奠定了其在后现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而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表征。詹明信相信,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理论叙事所隐含的“总体性”只能建立在现实和文化文本的破碎性之中。詹明信把“无深度感”、“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以及全新的情感状态、新科技的发展等看做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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