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维度认识实用主义哲学

【摘要】实用主义在百年来的西方哲学东渐史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近年来，国内外对实用主义研究也保持着良好势头，基于此，关注和思考实用主义研究的视角和维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尽可能把实用主义放到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的语境中去思考，从中勾画出实用主义的路线图，在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的定位中展现实用主义的风貌，确定实用主义的走向。

　　【关键词】实用主义 研究现状 哲学史 思想史
　　
　　实用主义及其研究现状
　　实用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美国思想文化产品。实用主义怀疑思辨哲学，重视实效、经验、力量和行为，以其独特的哲学风格、话语方式在美国的哲学、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用主义在百年来的西方哲学东渐史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实用主义哲学对中国现代的哲学、教育、文化、学术、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几年，我们比较关注实用主义的研究动态。我们认为，关于实用主义的研究情况，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21世纪以来，国外学术界自20世纪60年代末所开始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复苏工作变得更加明显和具有持续性。而且，对实用主义兴趣的增加和研究工作的深化，已经从北美哲学界逐渐扩大到南美哲学界、欧洲哲学界和亚洲哲学界，实用主义的新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逐渐体现出来。
　　第二，现代性和全球化正在创造新的学术语境，改变着人们的学术视野，在新的语境和视域中研究实用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三，中国学者有必要和有理由更多参与到国际学术界的实用主义哲学研究工作中去。一方面，以杜威的哲学、教育和政治思想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对中国现代哲学、教育、文化和政治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另外一个方面，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出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当时的中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和一批对实用主义有着浓厚兴趣并投入了大量研究热情的中国学者。在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实用主义研究中，中国学者应当而且必须更多、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参与进去，提出更鲜明的学术见解，发出更强有力的学术声音。
　　近年来的国内学术界，实用主义研究的势头良好。就研究现状来说，第一，对实用主义的学术研究呈现出逐步加温的态势。我国学术界关于实用主义的研究课题、关于实用主义的学位论文等都有所增长。而且，许多研究课题和学位论文不是停留在对实用主义的一般问题的讨论和介绍，而是力图对实用主义的内在逻辑和当代哲学意义进行新的挖掘。
　　第二，学术对话比较热烈。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1931～2007）在内的多位实用主义哲学家以及一批知名的研究者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也有一些知名学者到国内高校担任实用主义课程的讲授工作。同时，我国许多哲学工作者和研究生利用各种机会到国外参与学术对话，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国内外学者在文本、话题、话语方式、文献等方面趋于同步，双方的对话和讨论在一些方面已经可以在实用主义研究的前沿地带展开。
　　第三，在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取得了突破。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整理和翻译了一批实用主义经典文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刘放桐教授主持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截止到2012年12月，《杜威全集》前期和中期著作的中文译本全部出齐。《杜威全集》中译本是我国实用主义研究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为我国学术界的杜威哲学乃至于整个实用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和可靠的资料支撑。
　　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中，我国实用主义研究应当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在这种态势下，关注和思考实用主义研究的视角和维度，似乎是一种必然。
　　实用主义的研究维度和视角
　　重视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对研究维度和视野的认真思考。从笔者个人的感受来说，研究实用主义哲学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困难之一在于，实用主义的经典文本太多，牵涉的面很多，话语方式和专业词汇都很特别，话题又比较分散。
　　以文本为例，仅仅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文本就有好几十卷：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皮尔士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有8卷，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詹姆士文集》（The Works of William James）共18卷，而由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杜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多达37卷。如果加上哲学家的书信集、讲演录和笔记等，数量更为可观。从内容上来说，很多文本的理解难度非常大，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文本涵盖的领域非常多，涉及到心灵哲学、教育哲学、解释学、价值学、分析哲学、技术哲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而且，各种文本在术语、叙事方式、呈现方式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据了解，不少的爱好者都很难把杜威的《经验与自然》以及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境》认真读完；此外，很多文本缺少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所惯常具有的逻辑连贯性，也因为如此，古典实用主义者们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詹姆士本人曾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责怪詹姆士，认为他的工作没有提供持久的、系统的和连贯的解释。
　　据说，在1907年，65岁的詹姆士从哈佛大学退休，为了最后和彻底回应那些纠缠了他很多年的指责，詹姆士决定在余生完成对实用主义进行更充分解释的工作，以便让他自己已经出版的东西更加具有逻辑完整性。詹姆士编纂了论文集《真理的意义》和演讲集《多元的宇宙》，他指望人们能够认为这些著作比他的其他著作更有学术性、更系统，但是，即便如此，这些著作也远远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逻辑完整性”。这些著作直到1911年才出版，可那个时候，詹姆士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也许更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詹姆士之所以保持了他的哲学的真实性，正是因为他没有能够写出一种更学术、更系统的版本，否则，他会求助于抽象和逻辑上的精确，而过于抽象和逻辑上的过于精确，一直是詹姆士用毕生精力去批判的东西。 　　时至今日，在我们阅读詹姆士著作的时候，确实一方面觉得他的文献中有很多思想的火花，但是，如果再看看，难题就随着而来了。比如，当读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时，我们会觉得他对作为方法的实用主义和作为真理理论的实用主义的讨论很有意思，当读他的《彻底经验主义》时，会发现他对彻底的经验的讨论与现代西方某些哲学家（如柏格森）的讨论有可比性，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遇到了一个问题：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与其彻底经验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他自己并没有进行太多的论证和解释。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有学者开始关注詹姆士哲学的统一性问题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对于很多专业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可能宁愿研究更复杂一点的思想对象，也不愿意去碰那些看上去透明、简单的哲学家，何况，很多实用主义哲学家（如罗蒂、戴维森、普特南和皮尔士等）看上去也不那么简单而透明，因为后者往往让人们难以找到进路，也难以找到出口。我们在杜威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和重要的论点，比如经验观念、共同体观念、情境观念、探究观念、民主观念、技术观念，等等。但是，我们很难把那些点延伸和连接成思想路线，进而构成完整的学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用美国实用主义研究专家约翰・麦克德默特（John J. McDermott）教授的说法：如果对杜威毕生所从事的探究工作做一个比喻的话，杜威的哲学遗产就是一张苦心经营、精心编织的蜘蛛网。杜威本人对这张网的接头、支点、轮廓和面貌等了如指掌，他自己可以在这张网上轻盈地上下翻飞、进出自如。
　　然而，那些力图穿过这张看上去简单、透明、安全的大网或试图给这张大网绘制出路线图的人往往面临着被它永久粘住的危险。①因此，研究实用主义的维度或视角，是每一位真正对实用主义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都最终回避不了的问题，迟早会引起大家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给予格外的重视。
　　实用主义研究的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维度与路径
　　我们认为，在思考和理解美国实用主义的时候，有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维度和视野。其中最为关键的视野或维度之一，是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包括学派和个人的观念发展史）维度和视角，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把实用主义放到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的语境中去思考，从中勾画出实用主义的路线图，在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的定位中展现实用主义的风貌，确定实用主义的走向。
　　在我们看来，关于实用主义研究的哲学史和思想发展史维度与路径，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要注意对实用主与西方哲学关系的讨论，尤其注重实用主义对古典实用主义的继承和衔接关系的思考。我们认为，实用主义本身就是西方哲学史中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环节，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西方哲学史的思想资源，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加强研究的方面。
　　国外学术界近些年来非常重视从哲学史视角去研究实用主义，注意将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来进行哲学史维度的介绍和阐释。比如，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里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在2010年出版的《实用主义的转向》（The Pragmatic Turn）一书中回顾了古典实用主义在皮尔士和詹姆士的共同作用下出场的哲学史背景。
　　在伯恩斯坦看来，在美国的后内战时代，詹姆士、皮尔士、杜威参与并推动的在麻州剑桥组建的形而上学俱乐部，提供了当时美国哲学的主要交流平台，然而常常被忽视的另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文化背景是，“剑桥并不是当时美国在后内战时期的唯一一个哲学活动中心。
　　在19世纪，许多影响深远的德国知识分子移民到美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著名人物。这些人也带来了对德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康德俱乐部’和‘黑格尔俱乐部’分别在密苏里和俄亥俄得以成立。”②这些事实也佐证了杜威对当时美国哲学界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以及与我一起阐释工具主义的同伴们是从成为新康德主义者开始的，同样的是，皮尔士的观点是从他和康德主义的决裂开始的，而詹姆士是从和英国学派的经验论分道扬镳开始的。”③这或许表明了从当时的美国学术背景分析实用主义开端的重要性，而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个话题背后隐含的关于美国实用主义和德国观念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根据伯恩斯坦的论断，创建于1867年的《思辨哲学杂志》（The Pragmatic Turn）的早期卷目中包含大量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论著的翻译和评述作品。而且这种情形不止是在实用主义产生之初，在后来的岁月里，黑格尔哲学至少在三个时代非常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哲学灵感和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和当下。④在2010年美国哲学年会东部分会上关于皮尔士思想的小组讨论时，大量涉及到了费希特和谢林的影响，结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从德国古典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学术承袭和批判关系去解读实用主义研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尝试，在讨论费希特和谢林对詹姆士与皮尔士的学术影响问题上，更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此外，伯恩斯坦对于实用主义和语言转向的关系问题的观点，也值得我们重视。伯恩斯坦指出，自古斯塔夫・伯格曼发表题为“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和对形而上学的再造”一文以来，“语言转向”这个概念就使语言在哲学思考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这也使得关注“经验”而非语言的古典实用主义面临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看待语言转向对实用主义的影响，作者认为“试着通过古典美国实用主义去发展一个全面的能包含所有意义和对所有经验之使用的理论，注定将是无成果的。但这不是阻挠我们通过古典美国实用主义去恢复仍然富有洞察力且和对经验的反思相关的哲学的理由……那种流行且被牢固确立的在经验和语言学转向之间的二分法正是实用主义该拒斥的二分法。”⑤对于讨论语言哲学对实用主义的影响和如何理解实用主义的哲学史意义，这个立场很有启发性。如果我们再考虑到罗蒂对语言转向的讨论，那么会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在实用主义史中尽可能寻找到思想的内在逻辑和连续性。实用主义从产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于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或者可以称之为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的发展阶段，也可以分为实用主义的创立者、实用主义的兴盛和通向21世纪路上的实用主义等阶段，⑥或者分为美国实用主义产生之前的爱默生时期、实用主义的出现、实用主义的鼎盛、实用主义在20世纪中叶遭遇的困境、实用主义的低落和复兴等阶段。⑦
　　无论如何划分，我们面临的学术挑战是，在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实用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处于各个阶段的哲学家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在实用主义产生之前，它与美国学术界的经验主义、理念论、清教主义和超验论处于什么样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工作总体而言还谈不上进行了细致、准确的理解。就我们的了解而言，我们目前只是在大体轮廓和框架方面有比较多的理解，而对于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不同阶段的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思想上的交锋、传承、衔接、改变和发展及其内在逻辑，还远远谈不上清楚。
　　与此相关的是，个人观念史的研究。一般而言，大多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自身也有一个启动、成熟和转化的过程。只不过，对每一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来说，这个成熟、转化的过程可能千差万别。总体而言，我们对实用主义哲学家个体思想历程的研究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举例来说，一谈到杜威的哲学，大家都知道杜威的经验观念是其最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大家也知道杜威关于经验观念的论述集中出现在《哲学的改造》和《经验与自然》之中。其实，如果我们接触到杜威在《哲学复兴的需要》中对经验观念所做的5个方面的阐释，⑧我们也许会意识到，杜威的很多为我们所熟知的观点的出现和阐述，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
　　但是，对于1859年出生的杜威来说，在写作《哲学复兴的需要》时，杜威已经近60岁了，在即将知天命的年岁，杜威对经验观的讨论与他之前几十年哲学生涯中所做的经验观的研究以及将近10年后在《经验与自然》中对经验观的总结性思考之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逻辑线索，这些是我们需要下功夫梳理的，这种工作也许对我们理解杜威的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巨大帮助。然而，由于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很多观念并不是按照时间线索发展表现出来的，而且由于专门术语方面的不一致以及语言内涵的差别，即使同一个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中仍然具有不同的涵义，这也使得即便现在杜威全集的英文版已经出齐很多年，但是，研究者们依然在为找到理解杜威整体思想的路线图而苦苦摸索。
　　最后，从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其他学派和人物关系的视角和维度加以研究。把实用主义拉回到西方哲学主流话语中，让它回到关于哲学发展的历史视野中，这对于实用主义研究来说，极为关键。实用主义是一种特点鲜明的非体系化的哲学，它兼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特点，但又游离于这两大思潮之间，试图走一条“第三条道路”，它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但又试图超越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然而，它从来没有彻底离开主流话语。
　　在各种哲学对话中，实用主义虽然不总是处于对话的中心，但是它往往或自觉或身不由己地卷入学术争论中去，使得学术界又总能响起它的声音。另外，很多哲学思潮最终又不能不在一定意义上回到实用主义的立场或者借用实用主义的观点。国外有的学者因此提出，当代西方哲学的现状就是三驾马车：欧陆哲学研究，分析哲学研究和实用主义。
　　国外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工作力图表明，我们并不是应当回到古典实用主义的全盛时期或者是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实用主义的复兴活动。实用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康德传统和黑格尔传统之间所进行的具有达尔文进化论色彩的调和工作，在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和依靠个体的先验力量的欧陆哲学之间，实用主义代表着一条中间道路。⑨作为中间的第三者，往左行还是往右行，往哪个方面靠，都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此外，实用主义所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本身就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关键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必然要导致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其他学派或代表人物的交锋、对话乃至融合，也正是在这种交锋、对话中，也才体现出实用主义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关于形而上学问题，古典实用主义者一般来说是反对和怀疑传统形而上学的，它也对思辨哲学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 实用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完全回避形而上学问题。皮尔士对科学实在论的思考、詹姆士对原始经验的思考、杜威的经验观念以及新实用主义对本体论问题的解释，等等，都是实用主义对形而上学问题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更具体地说，像杜威哲学中对连续性和整体性原则的考察，其实就是杜威意义上的建构形而上学世界工作的一部分。
　　再比如，詹姆士对于纯粹经验的思考，曾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詹姆士的相关观念在很多地方与柏格森的学说有相似点或共同点，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在其晚年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关于詹姆士哲学与柏格森哲学的比较研究。
　　还有，皮尔士在18世纪初就使用了“现象学”这个名词并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重视，西方学术界的一些文献也承认皮尔士对现象学的贡献，“在皮耳士（即皮尔士―引者注）的现象学和现象学运动的现象学之间还是有显著的相似之处”，“虽然把皮耳士说成在胡塞尔现象学之前就提倡胡塞尔现象学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皮耳士和广义的现象学之间，特别是这种现象学之想要把‘走向对象’强调为其主要特征的那些更为客观主义或本体主义的部分之间，确实有很重要的志趣相投之处。⑩类似的情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我们面临的急迫工作就是，在头绪众多现代西方哲学问题中，找到实用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其他派别、人物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展现实用主义思想的历史感和现代感。
　　【注释】
　　①Larry A.Hickman：John Dewey’s Pragmatic Techn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90：XI.
　　②Bernstein，R.J.The Pragmatic Turn，Cambridge； Malden，MA：Polity，2010：6.
　　③J.J.McDermott（ed.），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52.
　　④Bernstein，R.J.2010.The Pragmatic Turn，Cambridge；Malden，MA： Polity，1981： p.89.
　　⑤Bernstein，R.J.The Pragmatic Turn，Cambridge；Malden，MA：Polity， 2010： pp.128～129.
　　⑥Cheryl Misak，The American Pragmati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⑦⑨Cornel West，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A Genealogy of Pragmatism，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⑧《杜威全集》（第5卷），王成兵、林建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⑩[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2页，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