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的职业教育衔接比较与启示

　　今天上午给我的题目是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接的问题。我主要想回答三个大家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现在来讲，我们在“十二五”时期，甚至到2020年构建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着力点落在哪儿、面向什么?现在来看有争论，但争论比较集中，一个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个没问题，现在加了一条“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这两条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着力点的时候，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我们聚焦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如何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单纯从这一个角度来构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是2020年要求的，它要考虑到除了现代产业体系以外的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即人的全面发展。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我国职业教育能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吗?现在的回答不肯定，我们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建设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是2007年时提出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现代产业体系的理解逐步深入。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主要的着力点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经济发展到30年以后，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了，有人归结为“中等收入陷井”，当我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往一万美元冲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国家冲不上去，在3000-5000美元之间徘徊，出不去，这是一个经验的总结，我们要走出这个中等收入陷井，就要克服经济发展中30年累计的一系列矛盾。第二是后危机时代中国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新挑战，包括美国重返制造业的问题，一系列新的挑战都摆在我们面前。
　　一、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1　经济发展中的既有矛盾
　　30年来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目前来看，怎么来描述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体呢?我们把它定义为，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最大新兴经济体，世界制造业大国。
　　30多年的高增长有三个特征，三个重要的特征告诉我们，我们想再维持继续30年的高增长不是件容易的事，用官方的语言来讲，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我们“十二五”时期面对的最大的难题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凸显，我们再想过30年的好日子已经不容易了，很多领导人在讲我们要有过紧日子的准备。
　　我们这30年增长为突出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粗放。粗放型的增长带来一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低端锁定。分析微笑曲线，我们中国在低端，高附加值的技术都由别的国家在做，虽然我们逐渐往上走，但如果再不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自主创新的话，就锁定在这儿了。
　　粗放型增长再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们用世界消费总量15％的标准煤、30％的钢、已4％的水泥，创造了6％的GDP。而我们国家又是人口众多，我们的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煤炭人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就是投煤炭、投石油、投天然气，当自己的能源资源不足的时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靠进口，我们在能源方面的进口依存度持续增加。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资源的依存度超过50％。
　　出口导向：在世界范围内，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上都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赢家，这不是好话，接下来就是你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你富了，得多出点血。我们自己说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承担和自己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这次我们把贫困线太高了，进入贫困人口的人数会增加。现在有的国家把贫困线定在一天两美元，我们连一天一美元都做不到。我们作为最大的“发展中赢家”，我们干的就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成思危先生作过总结，说我们中国的经济是躯干经济，而发达国家的经济是头脑经济，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位次是不一样的。我们干的是从新兴经济体进口零部件，在中国完成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再输出到全世界，最典型的是芭比娃娃、iPhone手机，关键的零部件都不在我们这儿，连一个娃娃的衣服、娃娃的头发都我们做不了，那是高科技，只有在我们这儿完成组装加工的环节再输出到全世界，一旦全球市场萎缩，我们就出口不出去，农民就要回家种地。
　　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美国是92％，印度是80％，中国只有72.8％，内需不足，我们一直在讲扩大内需，当朱总理和温总理交接的时候，在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给新的政府提了四条建议，第一条就是立足扩大内需。我们太依赖于国际市场，而中国的老百姓消费不起，不敢消费，这个问题30年都没有解决。你对外依赖就要受到外部的冲击，就要看别人的脸色。
　　分析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进出口额，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我们的出口马上陷入负增长，因为我们的产品突然没有市场了，对高层来讲，最重要的两个隐患就出来了，即“两个一千万”的问题，一是农民工返乡约1000万，第二是应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问题，好在中国没出事。但我们知道，外部影响马上会对我们造成冲击。
　　我们的GDP，从2008年一季度的10.6马上跌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8。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低于7％、8％，如果低下了就意味着大量的人口失业。我们搞经济的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经济其实很简单，一方面是控制通胀，别让物价涨上天，就像前一段时间的“豆你玩儿”、“蒜你狠”、“看猪的脸色生活”，天天在涨，老百姓不舒服。再一个是没工作，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那是一个人的尊严，你天天在马路上晃着是没尊严的，那跟退休大爷遛弯是两回事，当就业年龄的人口没有就业，那是人的尊严问题。对经济来讲，一个是不能让物价涨得太快，一个是不能让失业率太高，但这q两个是反着的，你刺激经济，物价就涨，要控制经济过热，马上就有人口失业，这是个艺术，怎么保持平衡?既让经济增长又保持合适的失业量，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在外部的冲击下，中国的GDP已经从百分之十几跌到6％，我们是硬拉上去，不能到底，如果到底马上就出现大量的人口失业，人没有尊严了，那就什么事都能干了，要乱了。我们有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的钱投入，经济强行拉动到10％以上，经济过热，什么都贵了，我们再试着踩一脚刹车，回到8％、9％的水平就可以了，有一点物价上涨，同时有一部分人失业，不会有大的损失，大家就能接受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波动不是中国能控制得了的，外部能控制中国的经济波动。
　　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力，要注意二元增长，农村和城市、工业和农业是分割的，带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分
配不均，这套收入分配是不利于劳动力的。1979-1998年，我们国家的GDP平均增长是9.9％，实际工资增长4.4％，相差5.5％。1999年，我们国家进行了一次大的工资改革，这一趋势才得到扭转。今年整个高校的工资水平又在翻番地涨。从整体来看，1979-2008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低于GDP增长2.6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之相差2.8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之相差5.15％。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共建共享，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这都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提出的，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了。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还是靠劳动挣钱，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当中的比重处于下降的态势，从1980年的17％降到2008年的11.2％。大家的工资年年都涨，制造业老总们也讲，我们也在张工资，为什么招不来人呢?整个工资收入是涨了，但是速度太慢，最后涨的结果是在总蛋糕的盘子里的占比下降，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劳动。如果这个格局不发生根本变化，整个教育最重要的根基是找不到的。所谓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现在还要加上尊重劳动，但是怎么尊重?工资增长的份额得提高。
　　工资性收入占比缩小的情况下最终导致消费不足和投资膨胀，它马上会反映到宏观经济上去。从80年代初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资本形成率从32％增长到46.8％，我们的最终消费率从67％降到48％，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依靠美国，越来越指不上通过消费来拉动，这个问题就大了，意味着周期性的波动不可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我们可以从11.7％降到5.2％，也可以再增长到15.2％，危机的时候再降到3.8％。中国人承受不了这样的大起大落，大起就是通货膨胀，物价天天涨，大落就是大量的人失业，找不到工作，没尊严，你得平稳，经济最重要的是平稳。
　　我们归结一下30年所走过的路径，看得很清楚。我们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他说过两句话，我们搞改革是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对内搞活，第二个含义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最大意义就是人口可以流翁，这意味着人很便宜，农村可以有大量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这时候就形成了中国粗放的、二元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的态势，带来五大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有可能固化在低端，自己的消费需求不足，周期性经济波动，对外依赖承受国外的冲击，这些东西是连环套，这就是我们30年来的既有矛盾，现在遇到了新麻烦，经济上讲是刘易斯转折逼近了，人不再是这么便宜了，你给那么点钱，他不给你干活了，这不是谁想这样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劳动力的稀缺性就会逐渐显现出来。虽然我们国家就业压力长期存在，但是结构性矛盾已经凸显，有人敢跟你谈价了，你不给我这个价格我不去。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各个企业家已经感受到了。第二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已经显现，低成本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第三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对气候的关注空前高涨，也许这是个伪命题，当前的气候变化一个是由于人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二是周期性变化，从几百年来的观察，现在正好是该热的周期了，再过几十年以后又该冷了，你不用管它。世界上有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怎么样，西风压倒东风，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的生产活动是有关系的，这是主流。这时候中国受到的外界压力对于环境要求就越来越高，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要求中国要变了，再走以前的路子没有条件了，这时候有两个最重要的着力点，“十二五”规划通篇贯穿两个东西是最主要的，一条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两个最重要的支撑，一个是自主创新，生产是要往里扔东西，包括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这些都扔不动的时候，外部的办法就是技术，可以通过技术的变化使生产不下降，这就是技术进步的作用，就是生产要素，所以我们一定要靠技术来改变现状，突破现有的约束。二是扩大内需，你得把这么大的产能形成的产品靠中国人自己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消费掉，这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我们要让中国老百姓过上体面的幸福生活，中国人要有尊严，怎么有尊严?得消费。我有多么大的生产，我又勤劳，又敢于消费，那就形成良性循环了。
　　2　“后危机时代”的新挑战
　　在开放条件下，你不能不管别人，自说白话，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可以自己干的，都是相互之间发生关系，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奥巴马还提出建议，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造出一个新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这场金融危机是有关联的。中美之间在90年代以后的这一轮新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第一层关系就是美国产业转移，很多东西不做了，不是它想不想干的问题，是干不了，只要在本土干就亏钱，到中国来就赚钱。最典型的就是通用，在美国都快倒闭了，到上海来就挣钱。这就必须产业转移，资本只有利益导向，到中国挣钱就会把资本拿到中国来。中国有优势，承接了这个转移，你不要认为美国人的资本、欧美的资本是随便转移的，转移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是有标准的，是取决于利润的多少，为什么不把制造业转移到印度去而转移到中国来?中国有很多好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在这20年里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出大量的人才，我们有一堆高技能人才或者是技能型人才，能和制造业衔接。我们的基础设施好，为什么不转给印度?印度的火车都开成那样了，东西怎么运?中国的高速铁路尽管追尾，但速度还是很快的，中国的高速公路、港口建设，印度20年也赶不上了，物流成本大大降低，这个产业转移不是瞎转的，他们选地方不是瞎选的，你整个产业的基础配套能力、劳动力配套状况以及你的大市场，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人家才选择你，中国有能力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我们从做鞋、做袜子开始，从价值链最低端开始干，但是中国人真厉害，我们在世界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也讲，我们发自肺腑地讲中国人很伟大，包括各位校长培养的人也真伟大，我们能从做鞋、做袜子开始不断地往产业链上游攀升，现在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我们是纺织，现在是机电产品，中国人会做电脑了，联想都把IBM吞并了，不管怎么样，中国人厉害，他往上爬，他能干的越来越多。中国能在世界分工中做的事越来越多，我们的产品线越来越长，虽然我们还没爬到高端去。而美国被挤压了，当中国人能做的事，美国就被挤压了，它能干的事越来越少，为什么美国人要重返巅峰制造业，原因就在这儿，它干不过中国。中国人也不谈劳动保护，有点污染，也没这么高要求，工资低点、加班费不给，也干，这就不一样了，但是不能长久地这样。客观上，美
国已经很难用它越来越短的产品线跟中国这么长的产品线在贸易中达到平衡，你凭什么跟我交换这么多东西?这就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你不干活，我干活，你还想跟我马上平衡?凭什么?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对于美国来讲，它大量的投资都投在中国，要拉动它往前走的投资又不足，只能靠流动性扩张来拉动消费，多花钱，鼓励消费，还不起钱的人也让你去买房子，这不就是次贷危机吗?美国用扩张流动性的做法来拉动消费，让它的经济往前跑，这是美国的做法。中国的做法是什么?我们有这么强的出口能力，只能依靠出口消化自己的产能，中国人不消费，这就是中美之间的互补关系。极端地讲，美国人是只消费、不生产，不用干活，过好日子，这就是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生活，大家千万别认为美国人现在已经是水深火热之中，根本不是这样子，他们过了20年的好日子，不用干活，高消费，因为中国人源源不断地给他们输送物美价廉的产品，他们只要印票子就行了，他们只要印纸，就可以不断消费我们的产品，中国人是辛辛苦苦干活，不敢消费，只能让别人消费我们的产品，这不就互补了吗?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对于美国来讲是贸易赤字，它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产品又不能输出产品，他们给我们的是美元，中国人是贸易赢余，这时候我们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我们收来的是美元，东西运出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超过三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也是我们跟美国人叫板的武器。
　　我们有这么多美元，不可能放在手里，怎么办?中国又是高储蓄率的国家，我们不可能拿赚回来的美元去买美国货，我们连自己的东西都舍不得消费，怎么可能去买美国的东西?我们让老百姓买两辆陆虎?不可能的。中国自己的汽车物美价廉，还消费不完，怎么办?
　　大量的美元要回流到美国，买它的金融资产，它发了一大堆金融创新产品，我们中国人通过这个金融产品把美元给它，买了两行的资产、买了雷曼兄弟的资产，这时候美国的经济虚拟化了，美国人越来越靠货币游戏就能挣钱。美国人挣了一块钱，给中国，中国给它产品，美国人消费了，中国人拿回来的东西是一张纸，又不拿这张纸去买美国人生产的东西，这张纸又送回给美国，换了有利息率的一张纸――债权、金融资产。所以，美国人印了一块钱，我消费了你一块钱的东西，现在你又把这张纸送回来了，再买了美国一张纸，他又用这张纸买中国人的东西，中国人又把这张纸送回去了，美国人不用干活了，它印钱就可以了。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于是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就出现了，美国的经济失衡了，它不生产还想高消费，随之欧洲的经济也失衡了。当经济失衡达到一定的程度，十年自己都没调整过来的时候，一定要靠一次外部的大“手术”，即经济危机来进行平衡，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实质。
　　整个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G20讲的，大家都得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发达经济体，得转变发展方式，得去干活。作为中国，得拉动消费，得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攻方向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2009年春节，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讲，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
　　二、我国职业教育能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吗?
　　我们一定要看职业教育体系的贡献，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普教和职教一定是将来教育体系的两大支柱，经过“十一五”的发展，我们的职业教育已经占了教育的半壁江山，我国的职业教育对我国在20世纪初实现高等教育的历史化跨越起了决定性作用，量的扩张已经到了足够的程度，现在要现代化，要建体系，是质的提升。作为普通教育的2A型人才，初中生，九点义务教育结束了，要么进入高中，要么进入职业教育体系。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是两拨人，一部分人是3B模式，一部分人是3c模式。3B人才是不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的，只有3C类型的人作为职业教育的终端教育，教育完了以后可以出去干活。另外一部分人是以高等职业教育5B为后续的3D中等职业教育，我们中国是没有这个阶段的，我们的这个板子是短板。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最重要的四个问题，一个是重复，整个中等职业教育中的布局完全是面对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行的，我们缺少作为中间环节的3B，最后导致大量中等职业教育重复，没有差异化。第二个问题是结构断层，没有从3B到5B的通道。第三个问题是相互脱节，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脱节，3C类型教育作为终端教育，一般不与5B教育直接贯通，导致现行中等职业教育进入高职以后衔接不畅。第四个问题是5B定位不清，也就是高等职业教育是不是要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这在业界是有争论的，写国家专项规划时也是有争论的，是不是简单地地位于中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培育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于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没有这么简单，这个定位是有问题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方向并不是把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再拔高，高等职业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应用型人才，或者说是技术技能型人才，而不是高端技能型人才，整个这套体系的搭建是有很多问题的。
　　职业教育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转变系非常困难的，在“十二五”时期，整个职业教育又面临一次大发展的机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国家规划列为国家战略，这次机遇能不能抓住，也是我们研究者和一线的校长们共同肩负的历史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