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

　【摘　要】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特色社会学体系的形成、社会学学科化的发展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旨在总结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本土化所做出的努力，并结合现今社会学发展情况，对现今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进行讨论与反思。

　　【关键词】费孝通；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实践
　　一、“社会学本土化”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碰撞以及西学东渐的结果。郑杭生先生总结说，“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郑杭生，王万俊，2000：42）。因此，可以说，社会学本土化的议题始终与中国社会学形影相随。
　　1925年，许世廉先生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此文从当时中国社会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着手分析，倡导共同建设“本国社会学”。1931年2月，在《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中，孙本文先生明确使用了“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社会学”概念，大力呼吁构建“中国化的社会学”。孙本文先生的这次演讲，标志了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开始。至此，“社会学本土化”这场学术运动在全中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以孙本文、吴文藻、杨开道、晏阳初、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为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做出了不懈努力。直到今日，他们的观点依然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及具体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探索
　　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本土化在理论探索方面的贡献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构建了一种新颖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采用人类学者实地调查之方法，以中国境内各种社区类型为对象，根据功能观点，阐明本国生活之实况，发展比较社会学之理论，最终希冀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之创造过程，能有具体切实的设计”（马林诺斯基，1987：1）。这种社会学研究范式更加注重发掘并集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社会思想。
　　第二，倡导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研究取向。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以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社会人类学派逐渐崛起，为中国社会学的建构及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社会人类学派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更要注意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并且要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费孝通先生不仅大力倡导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还尤为强调“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学探索”，强调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强调社会学研究的指导原则。“我则主张社会学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世界上存有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社会科学所反映的实际是有限的，中国的社会学具有中国的特色”（费孝通，1992：26）。
　　第三，撰写了大量实证性社会学著作。费孝通先生说，“我初学社会学时，并没有从理论入手去钻研社会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早年自己提出的学习要求是了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了解目的是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费孝通，1998：326）。费孝通先生还说，“在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么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的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觉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就是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费孝通，1998：347）。这两段话直接指出了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研究宗旨以及寻求社会学研究传统和现代的统一的出发点。费孝通先生在倡导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是社会人类学派所构建的学科范式的精品，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典范（潘乃谷，1996：202）。《江村经济》的出版，为中国社会学在西方世界赢得了声誉。马林诺斯基称赞道：“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费孝通，2012：7）。上世纪80年代后，费孝通先生还积极推进“小城镇研究”，他先后完成了《苏南农村社队工业问题》、《谈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以及《小城镇新开拓》等报告、文章和著作，在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应用取向的小城镇理论。
　　三、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探索
　　费孝通先生是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如上所述，费孝通先生具有较强中国化色彩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当然，费孝通先生更为人瞩目的贡献是他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本土化的探索。
　　费孝通先生毕生都在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并且他始终将本土化的思想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费孝通先生说：“我一生有两篇文章都是30年代写起，至今还没有写完。……第一篇《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文章没有做完……第二篇《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没有写完”（费孝通，2001：533-534）。费孝通先生将毕生做的这“两篇文章”的关注点放在中国少数民族和农村，这是他将本土化融于实际研究的典型例子。直到晚年依然亲临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九回江村，正如李亦园先生所说，“费孝通先生的研究从村庄到市镇，然后从市镇到大区域的策略，确是一个在研究方法上做到本土化、中国化的好例子”（李亦园，1998）。
　　从1936年进行的江村调查到1939年前后进行的禄村调查，再到80年代及90年代的“行行重行行”，费孝通先生的研究始终是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典型代表。江村调查即是费孝通先生对其家乡江苏省吴江县的开弦弓村进行的实地调查，其内容涵盖家庭、财产、农业、贸易、土地等各方面的问题，并且费孝通先生还考察了开弦弓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其所在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等，还提出了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写成了著作《江村经济》。《江村经济》“不仅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更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开创社会学调查这一领域的实践的第一部成功之作”（韩明谟，1987：148）。禄村调查则是费孝通先生以人类学功能派的实地观察法，对云南省禄丰县大白厂村进行的社会调查。其内容丰富，涵盖了大白厂村的土地制度、农田经营方式、手工业状况以及日常生活费用等一系列的问题。“费孝通的禄存调查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以社区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内地农村的认识和了解”（郑杭生，王万俊，2000：159）。 　　另外，费孝通先生还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费孝通先生九十高龄依然不忘本土化的历史使命，召集大家并带头重新阅读美国社会学家派克，并且，他于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所谓“文化自觉”，即是生活在一定文化圈中的人们对其所处圈子的文化有一定的“自知之明”，具体说来，便是了解自己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方向。费孝通先生说：“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区。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费孝通，2003）。
　　四、总结与讨论
　　概括说来，费孝通先生说自己“一生志在富民”，他上下求索，学以致用，用毕生的学术努力和探索不屈不挠地诠释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无需置疑，费孝通先生通过诸多方面的努力，对社会学在中国发展做出了值得肯定贡献。“社会学本土化”这个概念从提出开始，便预设了它要借鉴全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本身也要遵循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的基本学术规范、准则以及方法论逻辑。现今社会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不仅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还要着力于中国社会学全球化问题的思考，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学的本土化建设，把中国社会学带上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之路。重新学习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思想，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学的早期资源以及思想传统，对现今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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