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文章作者：admin    日期：2013年05月24日

经过几代学术人的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正如邓正来先生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并不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经过几代学术人的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正如邓正来先生所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并不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注定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反思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话题，对此港台的学者尤为自觉。早在1982年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就专门组织讨论并出版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4期以专辑的形式介绍了这次讨论)。此后，学术界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学术反思。贺雪峰教授以《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再次回应了学术界所关注的这一话题。
　　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刻反思，其发展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即出现了严重的主体性意识缺乏的困境。这一方面表现在强行地运用西方的社会理论去切割中国的经验事实，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及“去中国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以中国的经验去验证西方的某个社会理论，而非探讨中国的问题本身及回应中国自身社会理论发展的诉求。正如方忻所说，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而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和考虑的。如此，中国社会科学仅仅只能成其为西方社会理路的“校验室”，而不能成为自身社会理论的产生地。这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地位是不相符的。早在三十年前，哈贝马斯就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其厚重的寄望，“以你们长远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你们应当有更多的贡献”。但三十年已去，中国知识分子却迟迟未能完成哈贝马斯的这种预期。
　　贺雪峰教授的反思则直接指向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意识，即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农村研究明显地缺乏主体性意识。研究者对于中国经验的分析往往寻求在西方理论体系中的解释，其结果往往是在中国实践中引出的问题变成了对西方经验的讨论，中国的经验研究变成了西方的历史研究，而中国的经验本身则被抽空了。
　　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产生西方社会理论的欧美社会，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农耕文明，这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笔极大的资源。早在80年前，马林诺斯基在给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时就指出应该把中国农村视为一个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文化体进行研究的，他说：“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不仅如此，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无疑也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承担更大的学术使命。而中国的农村社会更是处于这种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的农村研究也无疑将进一步承担起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非均衡性，透彻地分析这种非均衡性，并深入地探讨这种非均衡性的诱因及其社会性后果，无疑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况，进而形成具有丰满性的国情意识，这不仅是中国本土性社会科学发育的土壤，同时也是孕育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温床。贺雪峰教授《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第一编“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文章即通过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差异的调研，深入理解了中国农村非均衡的状况及中国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特征。正是这种研究的视角使得其农村研究具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可以广泛地吸收各种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和丰富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受社会行动理论的启示，贺雪峰教授在理解中国农村政策实跋的过程中，“行动单位”的分析视角被日渐凸显出来。所谓的行动单位，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其与认同单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是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农民可以依托解决超出家庭范围公共秩序和公共事务的合作单位。单就“行动单位”的视角而言，其要义就在于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原有的中国乡村社会均质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差序格局出现了非均衡的状况，而且由于各地的变迁状况不一样，因而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别，从而也就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状况的表现之一。贺雪峰教授的这一分析框架不仅直接面向中国的经验世界，有助于理解当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统社会理论概念“差距格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提出的“行动单位”的分析框架对于中国本土化中层理论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了区域的村庄治理的差异，又有了对应的区域性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我们就可以建构出供进一步实践检验的理论模型。
　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序列中能够呈现这种剧烈转型过程的场域在当下的其他地方不常见了。这一复杂性的“社会事件”无疑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2006年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即开始系统地关注家庭结构以及农民生活意义系统的巨变。这种巨变进而又导致了乡村治理基础以及乡村社会结构的巨变。这种因为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意义和价值观发生的变迁，促使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安身立命基础的信仰体系正在消解。这是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种在地化问题意识的浮现，贺雪峰教授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再次将目光透射到“农民价值研究”的话题之上，这尤以收录《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一书的“农民价值的类型及相互关系”一文为代表。贺雪峰教授将人的行动意义划分为三个层次，并由此构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价值类型，即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以及生存价值的判断。由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权建设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价值观开始被重塑，其行动的结构条件也正在被改变，由此开始出现申端峰所说的由“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向。只是贺雪峰教授在该书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局之后未能进一步系统地予以分析，且其对于意义系统的分析由于呈现出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色彩而使得讨论不可避免带有“玄化”的嫌疑。
　　中国在转型，农村更处于转型的漩涡之中。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还是农民，且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也最终是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农村研究则是其最为重要的部分。中国农村研究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契机，也只有中国农村研究实现了本土化，中国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才有意义。而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则是要确立其研究的主位性。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解读“中国农村”、认识“中国农村”，从“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而不是纯粹的对话式的农村研究。
　　面对经验并不意味着排斥理论，更不是反对理论化的诉求《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的研究虽然直面经验，强调经验作为研究之基本，但这并非意味着贺雪峰教授认可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应该以“朴实经验主义者”的方式来完成。只是其认为必须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和判断，进而再提升出理论，并让由此产生的概念和理论不断地回到经验之中，不断地在不同的对经验的解读中形成对话。正像吴理财教授在第二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上的定位那样：“以中国农村为主位的研究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科学某些有用的概念和理论范式，只要它对中国农村富有解释力，拿来一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韦伯、涂尔干的学说，还是福柯、布迪厄的理论，其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意义只能是“工具性话语”，而非“中心性霸权话语”。学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验是先于理论的，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经验却是长青之树。当外在于经验的理论进入到经验现实之中并与之发生冲突时，必须将反思的目光指向外在的理论而非经验本身，而且应当敏锐地把握理论与经验现实不符的“契机”，以此为切入点探究经验内部的实践逻辑，因为这便可能是孕育本土社会理论的一粒“种子”。贺雪峰教授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也正是其在直面经验、“拯救现象”的过程中发现这种种子，并不断深究的结果。在《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中，贺雪峰教授先后提出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本土化的中层的分析性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及概念之间逻辑性的勾连将有助于推进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国农村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提供的可能，当下“三农”研究成为“显学”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为本土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绝佳“场域”。但农村研究者不能不明晰学者们的提醒，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切入的研究目标和手段太明确，本土化目标与所使用的工具之间则可能会产生某种张力，因此，学者进入研究时必须弥合目的与工具之间的紧张，处理好本土化努力与所采用工具之间的关系(张宛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