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谐社会背景下,政治稳定和政治参与密切相关: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对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参与渠道的多少和畅通程度,与政治稳定成正比;政治参与主体的意识能力以及政治文化的类型,对政治稳定具有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
和谐社会背景下,政治稳定和政治参与都是极其重要的保障条件和基本标志,同时,两者又是互动相关的:政治稳定保障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政治参与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一环。有序而且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对于实现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影响政治稳定的政治参与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对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讲,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愈高,政治稳定程度就愈高;反之,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越低,则政治稳定程度就越低。“同样是游行、示威、罢工行为,在制度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各异。在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意味着合法有序、政治稳定;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常常意味着社会混乱、政治不稳定。因此,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政治稳定与否的重要标志。”
在一个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群众的政治参与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极不规范的,有时甚至是乌合之众的起哄和泄愤。所有政治参与势力都试图利用自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也是最实用的方式和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对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将要产生怎样的影响和自己将要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却无所顾忌。此类政治参与往往是合法与非法、暴力与非暴力的混合,极易造成社会混乱,人心惶惶,不仅会危及政治稳定,还会造成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极有可能威胁到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正如亨廷顿曾经指出: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尔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因此,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逐步提高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对政治稳定至为关键。
在一个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较高的社会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程序、手段、规则等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每个参与者和社会组织都能对自己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行为方式、战略策略、政治目标和预期效果作出科学的论证、合法的组织和合理的预测,他们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参政能力,他们深知取得政治参与合法性的重要,而且他们懂得在争取自己权利的同时,还要履行对国家社会应尽的义务。显然,这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政治稳定并行不悖的,而且这种参与将会使社会矛盾获得恰当的解决,最终有利于政治稳定。我国和谐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就需要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实现。
二、政治参与渠道的多少和畅通程度,与政治稳定成正比
塞缪尔・亨廷顿曾就政治参与渠道与政治稳定关系作过如下论述:“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参与渠道畅通而有序的情况下将促进政治体系的良性运作,促进科学决策、抑制腐败等,从而有助于政治稳定。相反,如果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且无序,就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引发政治危机,破坏政治稳定。”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动员的扩大,人们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被激发起来了,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公民的普遍要求。政治体制应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参政要求,避免因循守旧、顽固不化,若干年没有变化,或者参与渠道少、路径窄、而且运行不畅通。否则,群众的政治愿望无法充分表达,利益难以得到实现,问题找不到解决途径,愤懑情绪不断积累,难免发生非理性行为,引起政治不稳定。同时,参与渠道少而不畅必然会引发利益集团之间争夺参与资源的激烈斗争,严重时可能会引发政治骚乱或动乱。“南美某些国家,虽然实现了财富快速积累,但社会动荡不安,其重要原因在于:公民政治参与度低,各个阶层之间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失衡。这为精英阶层之间的利益结盟(比如官商勾结,甚至军商勾结)提供了方便,社会长期陷入畸形状态,社会中下层民众苦不堪言。”既有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经验表明,解决与缓和这类社会矛盾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社会应保证各种民众意愿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并通过民主程序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政治参与多渠道和运行通畅的作用在于,公民可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多种渠道,在立法、行政、司法多个系统以及中央、地方、基层等各个层次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参与,使自己的政治需求压力得到释放,减少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长久稳定。
三、政治参与主体的意识能力以及政治文化的类型,对政治稳定具有很大的影响
政治参与主体的意识能力是推动参与主体理性发展、保证政治稳定程度的重要因素。它主要包括参与主体的“主体意识、参政能力和政治认同度”三个因素。主体意识是指社会各个群体的主人翁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建设国家的激情和活力;参政能力是公民在社会既定游戏规则内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的一种能力,参政能力越强,公民的合理利益要求越能实现;政治认同度是指社会群体对一个政治系统和各项社会政策的认同。目前,在我国社会中,相当范围内还主要存在着靠宣传鼓动、组织号召甚至是威逼利诱以及从众行动引导的动员型政治参与,真正自主型的参与还比较少;很多时候,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非理性的,他们的政治参与还不够成熟,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不知道通过哪些合法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有时便通过聚众闹事、冲击公共机关、散布非法言论等对抗行为进行非程序化的政治参与;另外,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既有空间和结构的不平衡,也有参与要求和能力的不平衡,有一部分人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较强,而有相当多的人对政治参与还是比较冷漠。要提高政治参与主体的意识能力就要通过多种途径对全社会公民进行熏陶和培训,培育他们的民主价值观念,增强他们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效果。列宁曾经明确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这段话说明了公民学习知识、掌握政治技能的重要性。另外,社会组织在解决公民政治参与、化解社会矛盾方面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要组织和鼓励公民参与到各种社会团体中去。“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分享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私人组织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通过社会团体的活动,可以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政治文化的类型对于政治参与的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根据社会成员的参政倾向,可以将政治文化分为参与型政治文化和服从型政治文化。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自由、平等、民主是主导观念,公民普遍具有很强的参政愿望、热情和能力;而在服从型政治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等级观念、服从观念、义务本位观念等等。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倾向于服从型,而我们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目标。只有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才能真正促进各阶层公民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提高人们对政治参与的功效感,从而有利于完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进一步推动政治安定。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情况下,保持了长期的政局稳定,目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投资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政局长期稳定,与我国不断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多方式地倾听民生、反映民情、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以及公民参与意识、主人翁意识的普遍提高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 张体魄:《政治稳定评价体系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第153页。
[2]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1页。
[3]孙建军:《政治参与:和谐社会的基石》[J],《行政与法》, 2005年第6期,第11-12页。
[4][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