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影响城市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社团参与、互联网络和大众传媒对政治参与的途径有着显著的影响。社团参与有助于培育象征民主的市民精神；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促进公民较为温和地表达其利益诉求。这都将促进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政治参与制度化 大众传媒社团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背景
　　
　　2007年岁末版的《南方周末》关于感动中国人物的调查中，“厦门人”作为一个显眼的关键词被列入候选对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厦门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PX事件中体现当今中国转型社会中亟需的“市民精神”的代言人。而这种“市民精神”对于中国当今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尤为重要。
　　政治参与被认为是推动民主进程不可或缺的因素，关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政治参与概括为：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用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之决定的行为，以及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亨廷顿，1998；王浦劬，1995）。
　　民主进步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自上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学者们所共同争论的话题。《参与和民主理论》的出版，标志着参与民主政治理论的正式出现。帕氏批判精英民主理论会带来政治冷漠(Pateman，1970)。麦克弗森认为公民直接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有利于实现自由和个人发展（Macpherson，1962）。巴伯提倡扩大直接政治参与，将市场社会中的个人重新连接在一起。（ R. barker，1984）。哈贝马斯等人的“协商民主”更是一种试图诉诸直接民主的方式，强调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的对话来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陈家刚，2004）。
　　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有必要了解“参与民主”的实质，及它与政治稳定的辩证关系，呼吁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参与方式。在此社会背景下研究影响政治参与的原因，对于思考和培育理性、制度和规范化的政治参与是有裨益的。
　　
　　本文的数据来自厦门大学2006年社会学系在厦门市进行的一项关于厦门居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本次调查选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思明和湖里两个区进行。按随机原则，抽取了社区居委会, 回收样本量为1178份。
　　
　　二、政治参与情况
　　在询问城市居民政治参与情况的时候，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经常参与”到“从不参与”依次赋值为5分～1分。其中得分最高的是“为了维护自己或同事的利益找单位领导”（2.39）、“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向政府部门投诉”（2.03）、“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观点”（1.93）、“在网络上对本市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1.92）。而“带头到政府请愿讲理”（1.27）、“到法院起诉政府或公安部门”（1.28）、“听过罢工表达意见”（1.25）等政治参与方式得分相对较低。
　　为了进一步简化政治参与变量，我们将其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再经过正交旋转,得到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维权抗争因子和利益表达因子。其中维权抗争因子是直接采取正面接触或是暴力行动等较为激烈的并带有一定人身危险的行为,它包括：4、7、8、9、10、11、12几项。利益表达因子是采取较为温和理性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或是间接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和观点,具有较低的风险性，它包括：1、2、3、5、6几项。厦门市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间接的、温和的政治参与方式，随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公民参与程度会逐步提高，参与方式更趋于合理。两个因子的得分相差并不大，这也说明政治民主在当前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两种不同的参与方式并存。
　　
　　三、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那么，影响政治参与呈现出来以上两种不同方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哪些因素对维权抗争
　　和利益表达的影响因素更大呢？这两个因子作为因变量，以被调查者社团参与的情况、了解外界信息的渠道、性别、年龄、学历、月收入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从建立的这两个回归模型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由于假设中的性别、学历、收入、年龄等这些变量的结果并没有显著相关性，本文不予分析。
　　而报纸和广播这两种传统的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的传播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常从报纸上获得信息的人们，倾向于利用报纸作为表达利益的平台，多元回归系数为2.29，有统计显著性。报纸由于信息流通量大，受众范围宽泛等特点，恰好满足公民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渠道将自己的利益表达出来的愿望。电台广播节目也可以让公民通过热线电话表达自己的不满和申明自身的需求。互联网作为一种虚拟空间，具有不可比拟的快捷性和匿名性，打破了空间、时间的限制，降低民众政治参与的社会化成本和活动成本。
　　参加社团的频率和加入社团的个数也对政治参与有着很大的影响。社团作为政府与社会相互沟通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为公民提供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发展的渠道。参加社团的个数越多，维权抗争和利益表达的行为都会越多，统计结果呈显著相关性。参加社团的频率越高，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经常参与”和“较经常参与”活动的人，比“很少参与”社团的人在维权抗争方面的行为得分分别高出0.50和0.58分。社团由于是公民因利益、兴趣组成的集团，从中有利于激发成员对集体和自身需求的认识，有利于成员形成对政治民主的关注和参与热情。
　　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受到社团参与和大众传媒方式的影响。社团以及大众传媒，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公民参与政治、表达利益的需求。我们同样也看到，公民仍旧会采取较为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可以说是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并存。理性合理的政治参与方式还有待孕育和提高。
　　
　　四、总结与思考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亨廷顿，1998）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就是要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建立必要的法律制度，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行法律确认和必要的规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正常化、制度化。笔者在参考以前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完善法律机制和制度资源，为确保多形式、多渠道的利益诉求表达提供良好的环境。（黄廷安，2006）收集和整理各个阶层利益诉求的需要，建立预测机制。
　　开设形式多样的民间政策参与渠道，全方位地吸收民意是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客观要求。（池松军，2007）公开的政治参与渠道有利于将公民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和不满情绪表达出来。将冲突和不满情绪用一种制度化的手段解决，将社会成员不满的情绪发泄出来并得以解决和控制，其实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种“安全阀”。
　　继续培育和发挥社团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中介组织建设和规范，政府既要引导其合理、理性的发展，社团本身也应葆有其自主性和独立性。（谢志岿等，2007）
　　通过新型传媒方式增加政务的公开和透明，要有效运用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决策的优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同时需要对互联网上的参与交流规范化，引导一种正确健康合理的表达利益的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的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充分发挥社团和传媒发展的积极影响为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向着制度化的轨道迈进提供了有力保证，并在此过程中孕育出难得的市民精神。
　　
　　参考文献：�
　　［1］陈家刚.《协商民主引论》代序.上海三联书店，2004.�
　　［2］谢志岿，陈红艳，王向民.城市化与民主政治：关系及路径选择――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8.�
　　［4］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黄廷安.农民利益诉求表达障碍及其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06，34（22）.�
　　［6］池松军.社会变革中公民政治参与方式转变探析.政治与社会，2007.�
　　［7］Carole.Pateman.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1970.�
　　［8］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toLocke.1962.�
　　［9］Benjamin R.barke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