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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稳定与农民的关系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文章作者:admin    日期:2016年04月02日
 【摘 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要重视农民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政治稳定的源泉在农村,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本文从乡村出发梳理了这一思想,并探讨对

 【摘 要】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要重视农民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政治稳定的源泉在农村,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本文从乡村出发梳理了这一思想,并探讨对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现代化;政治发展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主要关注了新兴发展国家的政治稳定问题,他指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暴乱和动荡的原因在于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差距,即政治动员超越政治体制化,因此,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根本在于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同时,亨廷顿在书中还特别强调了农村社会对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指出“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1]。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怎样发挥政治稳定作用的,如何扩大这种稳定作用,对我们有何启示和借鉴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乡村如何维护政治稳定?
  首先,必须承认城乡差别的存在。城乡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是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而乡村则锁在传统桎梏里,城市生活水平常常是乡村的5、6倍,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2]。而只有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 [3]才能实现稳定。
  其次,乡村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和跟随地位。传统社会乡村占统治地位,农村支配城市。传统社会中,政府把持在控制土地而得到财富和权力的专业官员手中,城市起着次要或者第二位的作用,城乡都太平无事。随着城市中新兴经济活动的发展,城市中新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继而取得了统治地位,传统政治体系结束。这时,社会共同体分裂成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经变得城市化了” [4]。因此,这一时期“政治稳定就需要城市一些集团和农村大众形成某种联合,由城市精英分子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 [5],即是乡村动员或“绿色起义”,在农民支持下创建新的体制构架,维持乡村的参与和支持,让乡村接受现代价值观和城市统治地位,才能遏制城市的动荡,保证政治稳定,而不至于走向革命。即使城市集团造成革命也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6]。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作为把农民纳入政治制度方式的“绿色起义”,其性质决定着以后政治发展的路线,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最后,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更有效的作用,社会被城市文化统一,乡村和城市又稳定下来[7]。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既能起到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到高度的革命作用”,“如果农民默许并认同现存制度,他们就为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如果农民积极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载体” [8]。因此,尽量争取农民的支持,通过动员农民参政来遏制城市动乱是避免革命、保持政治稳定的方式。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关于政治参与的确切含义,党国英认为亨廷顿在文中“没有作认真交代”,只从行文中可以模糊将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视作指公民介入政治活动[9]。亨廷顿论述到,“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影响”。文中没有明确阐明代表传统价值的农民介入政治的方式,但可以看出,农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选举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二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强烈介入。这两种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前一种是在既定的政治规则之下表达政治意愿,后者则带有强烈的反抗情绪。目前,大多数学者将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方式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10]。在我国转型期的现实境况中,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水平,这两种方式可能同时并存。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介质
  亨廷顿指出,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11]。我们知道,政党沟通国家和社会的桥梁,是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重要力量,它是人们政治参与的正式渠道。农民是个体而分散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这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政党和政党体制为农村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框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一个政党只有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发展壮大,进而成为维护政治体系稳定的力量。
  农民通过政党参与政治,同时也会受到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政治同化。“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一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12] ”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强大的政党,从而促进政治稳定。
  四、对我们的启示
  1、要重视农村,关注农民。在亨廷顿的论述中,农民有两幅脸孔,一副表现出保守的形象,一副则是革命的形象,可以说,这两幅形象是同时共存的。那么,农民在何时呈现何种面孔呢?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加之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阶段性的要求农村牺牲,这加剧了城乡区别和不平等。现代化必然带来乡村开放程度和农民的启蒙程度越高,若农民的福利水平持续恶化,享受不到现代化和发展的成果,就可能出现一些极端的行为。政治现代化不能离开农民,也离不开农民,只有着力与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将他们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上,才能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
  2、政党不能脱离群众。政党必须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长久。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政党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保持良好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政党才能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它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权力来源于群众,只有扎根于群众,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避免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履行职责。政党要注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政党的基层组织是政党与社会的纽带,政党通过基层组织了解民情民意,发挥基层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功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依托基层组织做好党的一切工作。
  3、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回应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秩序部分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就需要从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的水平着手。在亨廷顿看来,“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一种进程”,衡量政治体系制度化的水平和程度有四个标准,即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协调性。因而,提高制度化水平就在于将获得支持的组织和程序变成稳定、有效的制度,进而在获得普遍认同的基础上赋予其价值观,使得人们都遵从这样的政治程序行事,这样制度化的水平就提高了。
  在我国社会转型中,由于社会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政治参与现象不断增多。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传统动员型政治参与;监督制约型政治参与; 政策创制型政治参与; 挑战性政治参与; 准政治参与; 虚拟政治参与。”[13]这些参与方式有的是制度化的,有的非制度化的,有的是以个人维权为出发点,有的以监督政府为出发点,总之,林林总总,但客观上都是政治现代化的表现,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结果。因此,对于政府和政治体系来说,对这些政治参与作出积极回应,引导政治参与和政治意识的规范化表达,增强政治制度的包容性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在政治体制和制度上借鉴发达经验,立足本土政治资源,在实践基础上适当地进行体制创新,通过政治手段来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平衡利益冲突,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方式,为个体创造自由公平发展的空间。
  【参考文献】
  [1][2][3][4][5][6][7][8][11][1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第57页,第55页,第56页,第57页,第57页,第240页,第59页,第24页,第333页,第344页
  [9] 党国英:一代宗师和他的政治学遗产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415.html
  [10]陈玉洁.农民政治参与的文献综述[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2.01(66)
  [13]王 蒙 王明生.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再制度化视角[J].学术界201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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