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述评

[论文关键词]福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述评
　　[论文摘要]福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的。在中央的不断升温和加码之下．福建农村的社教运动从初始时的对以包干到户为特征的“单干风”的批评，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政治运动，运动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负面的影响日趋严重，从而为政治运动的“左”倾不断升级蔓延埋下了伏笔。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要求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现在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是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中央决定在全国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福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1962年底开始发动，随后，由于中央对社教运动的不断升温加码，几次重新部署，几经周折，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才不了了之。长达数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建国后重要的政治运动之一，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一)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中共福建省委于1962年10月15日至11月12日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会议“一致认为，主席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并根据中央的精神，开始对以包干到户为特征的“单干风”进行批判。随后，于11月14日一15日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届第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决议又对包产到户做了进一步的定论。指出“今年夏收前后刮一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这股风在一些地方刮得很大，使一些人一时受到迷惑。”认为在农村中真正刮单干风单干的，主要是少数的富裕农民。地主、富农和残余反革命分子是趁机进行破坏，他们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或者利用某些社、队干部脱离群众的作风，生产队办得不好等，大闹“包产到户”，刮起单干风。从而强调“包产到户就是单干，这是走社会主义或者走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为此，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届十八次全会决定:为了纠正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于今冬明春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各地围绕着刹住“单干风”，先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由于对包产到户的问题，从干部到群众的认识并不一致，“个体生产积极性还高于集体生产积极性”，使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始时，“旗帜不鲜明，号角不响亮，声势不大”。
    1963年中央的二月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抓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福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才真正全面的展开。2月1日一6日，省委在长乐召开会议，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全面的部署，叶飞作了(关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间题的报告}。接着召开省直机关17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对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动员。2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了《在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厉行增产节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紧急指示》。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是:宣传“三个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反对“三股歪风”(即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铺张浪费)，“三要三不要”(即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集体，不要单干;要勤俭办社，不要铺张浪费)。强调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办法逐步展开，以正面教育为主，打击极少数坏人。运动必须从生产入手，紧密结合生产、推动生产，通过运动提高大多数干部和社员的觉悟，提高大多数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正气压倒一切歪风邪气，使“六十条”和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得到进一步贯彻。
    在方法上，要求分三个步骤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步，通过大宣传、大讨论，使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正确认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伸张正气，压倒各种歪风邪气。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联系本地的实际情况，抓住妨碍生产、妨碍集体经济巩固的几个突出间题，逐个加以解决。第二步，进一步贯彻“六十条”，解决社内、队内巫需解决又能够解决的问题，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整顿和健全党、团、妇女、民兵等基层组织。第三步，总结评比，表扬好人好事，进行民主选举，检查落实生产规划，掀起生产高潮。为了领导社教运动的开展，省委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
    根据部署，各地普遍以县为单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不少县领导干部带头“洗手洗澡”，帮助社、队干部放下包袱。在社、队干部初步“下楼”后，开展了大宣传、大发动，对广大社员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以帮助社员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并结合处理一些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间题。在提高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打击地主富农分子的复辟活动和投机倒把活动。据1963年5月的统计，全省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11655个大队，占总数的71%。同时，据3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干部通过整改退出土地58842亩，现金548905元，粮食458927斤。福州市的基层干部退出现金66063元，粮食341担，土地9138亩，林木18010根，布票2645尺。过去不参加劳动的基层干部也纷纷脱鞋下田。“干部脱鞋下田、参加劳动对群众影响很大，干部作风深入了，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运动之初，由于福建省委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从生产入手，紧密结合生产进行，通过教育来推动生产”。要求县、社、队都要有专人领导生产，有关部门必须帮助生产队切实解决当前生产上必需解决的实际间题，保证做到不违农时。强调运动不能占用生产时间，一般应采取白天生产，晚上开会的办法，但也不要天天晚上开会，而且会议要短小精干，以免疲劳群众等。特别是在1963年4月8日，中共福建省委针对全省严重干旱的实际情况，发出了(关于立即把农村工作转到以抗旱生产为中心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在农事大忙季节，应把社教运动暂告一段落，整社、整党工作也暂时停止，农村工作应把抗旱和春耕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正由于注意处理好社教运动与生产的关系，并没有对经济工作产生大的影响。
　　(二)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的通知。根据中央的精神，中共福建省委于7月召开工作会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决定全省社教运动按3年计划、争取两年完成，采取点面结合的办法，分期分批开展。随后，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运动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以地委为单位，搞一个公社的试点，由地委书记或副书记亲自蹲点掌握，并决定龙溪地委选一个产粮区公社，南平、三明地委各选一个林区公社，龙岩、福安地委各选一个老区公社，晋江地委选一个侨区公社进行试点。为此，全省共抽调2400多名干部(其中地委正、副书记、常委以上干部25人，县委正、副书记、常委92人)，分别在22个公社，316个生产大队，3558个生产队开展试点工作。由于中央(前十条}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判断，认为“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从而使社教的内容开始突破原有的初衷，强调在试点中主要“抓住五个要点，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组织阶级队伍、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解决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紧接着又开展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后通过整顿基层组织、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把运动成果巩固下来”。而且要求在林区主要解决利用国家木材进行投机倒把、乱砍乱伐，地富反坏纵火烧山，破坏山林资源的问题。渔区主要解决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大搞渔货投机活动，大挖集体墙脚的问题。侨区主要抓走私套汇、倒卖侨汇票证、暗娟聚赌等问题。产粮区主要解决分散集体经济，多分自留地，多开荒，包产到户，副业单干等问题。在老区主要抓“有的封建势力、叛徒、盗窃‘老革命’名义，篡夺了领导权，造成长期落后的局面”的问题。

    在试点的基础上，省委于10月转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和今冬明春开展第一批运动意见和报告》，要求在今冬明春进行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县搞一、二个公社(或大乡)，少数骨干强、力量多的县也可以搞3个公社。全省第一批力争在200个公社、2000多个生产大队展开运动。要求每个公社要有一个县主干，每个大队要有一个区主干亲自掌握。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要求省地县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干部每人至少参加一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省抽调一万多名干部组成强大的工作队参加第一批社教运动。
    1963年9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根据中央的精神，中共福建省委一方面进行认真的贯彻，要求将“前十条”、“后十条”，像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一样，每个生产大队发一份，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进行宣读。另一方面，决定“先展开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待面上的运动基本结束后，再按原计划分期分批地、系统地展开第一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⑥。要求各级党委、各部门一定要下决心抽调力量投入运动，县以上领导机关应派出负责干部和必要的工作队，深入社、队去指导和帮助基层，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搞到底。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挖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三个根子，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百年大计”。必须下最大决心，不惜时间，不惜人力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到底。为此，中共福建省委又对运动进行了重新的部署，要求一年搞一批，每批运动的面控制在百分之十几的大队，每期运动的时间要有半年。统一按照5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宜讲“双十条”，大揭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盖子，干部下楼洗手洗澡，开展群众性的回忆对比;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初步发动和组织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讲阶级、报阶级、评阶级、定阶级。第二步，开展“四清”，反复交代政策，启发干部自觉革命，自我检查，同时，进一步发动组织阶级队伍，开展群众性的揭发检举，组织专门小组进行清查，大抓退赔兑现。第三步，揭生产斗争盖子，组织两条道路问题大讨论，批判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进一步贯彻“六十条”，处理巩固集体经济中的问题。第四步，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打击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把买卖婚姻、突出的迷信活动，当做封建势力复辟加以批判。第五步，整顿基层组织，登记党员，复查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正式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通过上述5个步骤后，再以如下标准进行检查验收:1.贫下中农是不是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作用;2.生产是不是搞好了，增产还是减产;3.对四类分子是不是放在群众中认真地进行监督改造;4.干部是不是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党的支部是不是健全。
   至1964年3月，各县都根据省委社教办的要求，普遍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四级干部会，工作队深入农村普遍向群众宣读、讲解中央两个“十条”，发动群众大议论、大讨论、大搞回忆对比，“全省41万多个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受到了运动的教育，并培训了11.78万多个宣读员”。为了配合社教运动的开展，福建省委抓住福清音西公社音西大队自力更生、勤俭创业、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向全省推广音西大队开展农田基本建设、重视科学实验、科学轮种提高复种指数，以及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克勤克俭搞好经营管理和党支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经验。为此，(福建日报)开辟了“学音西超音西，创造更多音西”的专版，进行集中连续的宣传报道。在此基础上，省委社教办进一步对分期分批开展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新的部署，决定根据农事季节特点，在春夏之间、夏秋之间和冬春，分批完成对1735个公社、15936个大队的社教工作。
　　(三)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桃园经验)总结报告，推广了“扎根串连”、“层层追根子”的工作方法。随后中央又批转了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四清”入手，清不出什么来的，应“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随后，于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指出“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根据这一要求，在运动中工作队的权限被不适当地扩大，工作队凌驾于县委、县人委之上，除了县委书记、县长外，对各行各业干部职工的调整、任免、清洗，对犯错误人员的处分，对犯罪分子的拘留、逮捕、判刑(除死刑外)等，一律由工作队决定。
    随之，根据中央关于“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的要求，中共福建省委于11月24日召开的龙海、南安、上杭3个工作团地委书记会议，对工作队力量进行了重新部署，决定把上杭工作团的5000多人调到南安，集中晋江、龙溪、龙岩、三明4个地委共21000多人，会战南安。按照这一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有所缩小，建欧由原来的7个公社、1个国营农场、98个大队，缩小为6个公社、87个大队;连江县由原来的8个公社、1个国营农场、166个大队，紧缩为7个公社、14个大队。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由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并强调“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此之后，社教运动不断加码，愈演愈烈，“左”的倾向急剧发展。1965年9月1日至4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有地、市委书记、厅局党组书记和部队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根据备战和生产建设的需要，集中力量搞好沿海第一线、三线战略要地和主要产粮区的社教运动，即集中力量搞好福安专区的霞浦、福安，闽侯专区的福清、长乐，晋江专区的晋江、莆田、惠安、泉州市郊，龙溪专区的东山、龙海、漳浦、云霄、诏安，南平专区的建阳、光泽、邵武、顺昌、将乐，龙岩专区的上杭、武平，三明专区的宁化等21个县的社教运动。为此“从省、地、县社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再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工作队。”省级党政机关除去病号、勤杂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抽调半数人员参加工作队，省属企事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党团工会干部和部分业务人员，分批轮流参加运动，地专机关原则上按省级机关和企事业的办法抽调干部，福州军区和福建军区每批抽900名左右军队干部。全省参加社教工作队的人员达5.5万至6万人。
    正当社教运动不断加温之时，“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根据中央关于“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规定，各地“对本地区的社教运动进一步作了检查和部署，要求有机地紧密地结合社教运动，立即开展文化大革命”。社教运动实际上就不了了之。
    历时3年的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运动的消极方面。但由于在运动的内容上不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使社教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而为政治运动“左”倾不断升级蔓延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