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古代(古希腊和古罗马)公民道德教育
　　1.古希腊的公民道德教育
　　(1)对象是少数人。古希腊的“公民”,是必须具备家庭宗教家长身份的一种特权身份,占城邦中大多数的附属于家长的其他人不具有公民身份。所以,公民道德教育的对象只能是少数人。
　　(2)公民应当具有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的德性。这是因为,人与城邦一体,公民属于城邦,离开城邦就会失去公民身份;城邦集体塑造着公民个人的价值,而公民则对城邦忠诚,担负自治与服从的义务。所以,是“按照城邦的目的和正义德性来培养与城邦德性相适应的公民德性。”
　　(3)更多体现为责任和义务的履行。在城邦中实行少数人的“公民集体自治”,公民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身份,就初步形成了公民身份具有权利与义务一体化的雏形。但是,这时的公民是融合于城邦之中亲力亲为的,只有“我应该做的正确事情”的思维,没有“为自己索取应该得到的”想法,所以,他们对“获得”的理解是尽了公民责任的后果,没有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念,只有责任和义务。自然,其公民道德教育也就更多现为公民责任和义务的履行了。
　　(4)具有层次性。公民按拥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为等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地产的多寡来规定。”
　　(5)公民德性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德性与公民所属政体相关,其含义局限于政治法律领域之内。“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所应具有的德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6)是同斯巴达“培养能征善战的勇猛武夫”和雅典“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公民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斯巴达注重公民忠诚、勇敢、守法等品德培养,而雅典除了培养上述品德外,还重视培养公民智慧和审美以及参政议政能力。”
　　2.古罗马的公民道德教育
　　(1)对象逐渐扩大。在经由王政、共和到帝国阶段的过程中,平民、自由民逐渐取得与公民资格,公民道德教育的对象也随之扩大,但依然主要集中在成年男性自由人。
　　(2)具有“所有人平等”的内涵。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正确的法则和最高理性,且先于国家法律而存在,是正义和法律的根源和基础,人类由自然法联结成一统一体,所有人就都平等。
　　(3)拓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公民逐渐从政治身份变成法律身份,“出现了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延伸的倾向。”于是公民道德教育也就从政治向社会、经济领域延伸。
　　(4)与“培养能言善辩的演说家”的公民教育紧密结合。昆体良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它不仅具有非凡的演说才能,而且同时要具备一切优良的品格。”
　　(5)帝国后段,不再是公民教育的核心。
　　二、中世纪城市共和国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坚守与最终消亡
　　1.城市共和国变成一个世俗化的共同体,公民身份首要是混杂的人民,公民道德教育对象由“基于共同的血统、民族、宗教、生活认同的公民”向“混杂的人民”转变。
　　2.城市共和国只有在外部势力削弱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自主,所以,公民身份基本上不是常态的政治制度,公民道德教育也就可有可无、时断时续。
　　3.公民地位主要依靠财富与权力决定,“自由、正义在人们的理解中基本上是派别的、混杂的、无共识的。”
　　三、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复兴、转型与消失
　　1.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首先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得到复兴。马基雅维利认为,“基督徒的道德同公民的德性是不相容的,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应当拥有克己自律、爱国主义和为共同体服务的德性。”这体现了他在公民道德教育问题上复古倾向。同时基于“自私公民”的认识,他又倾向于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来让公民拥有德性并献身于公共利益,体现了他对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方式的改造。
　　2.转型与消失
　　17世纪末随着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公民内涵逐渐注入权利观念,对排斥个人权利的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提出了挑战。18世纪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断发展,多数思想家关于公民道德的论述也就徘徊在了古代公民道德观和自由主义公民道德观之间,公民道德教育被迫予以转型。虽然有象卢梭对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回归,但到18世纪后期,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不断排斥下,古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也就彻底消失了,让位于它向自由主义价值观妥协后的“现代公民道德教育”。

　四、现代公民道德教育在西方公民教育中的彻底消失
　　在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托克维尔最终完成了古代公民道德教育向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转变。在道德观上,他认为“公民德性只不过是有节制的私人领域,普遍利益来自于个人利益……公民德性只不过是有节制的私人德性效果的延伸”。在公民道德教育上,他否定说教和灌输的方式,认为公民道德的形成只能是公民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和政治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种融合古今、调节政治中利益与道德冲突的温和公民道德教育思想,是对古代公民道德教育困境的现代改造。但在自由主义的不断冲击下,现代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因其自身的脆弱性和苛刻的实现条件,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自由主义的泛滥,自由主义渐成西方社会生活的主流。它让公民道德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自由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存在于私人领域,公民也没有服务于公共事务的义务。于是,到19世纪中叶,公民道德教育就在西方公民教育中彻底消失。
　　五、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复苏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发展倾向
　　西方公民道德教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以再次复苏,并八十年代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确立了当代意义的多元化公民道德教育思想。
　　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泛滥的直接后果是公民权利被无限夸大,公民就自然演变成了一种“权利”身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力型公民身份逐渐暴露出与时代不符的理论局限和现实困境。“权利型公民身份缺乏任何义务的内涵,它强调的只是权利而不是责任……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权利,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个人的生活总是处于具体的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责任和自我牺牲是必须的。”
　　取向多元化是当代西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特征。主要有以下理论派别。
　　1.新自由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价值取向。早期自由主义因忽视公民责任与义务而备受垢弊,到上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强调公民责任和道德修养。盖尔斯敦也将公民责任所要求的德性分为一般公民德性、社会德性、经济德性和政治德性四种。就公民道德而言,质疑权威的能力及从事公共讨论的意愿被着重强调,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下,要保持“普通公民对于领袖人物施行较高程度的控制。”强调教育系统在公民获得这些德性上的重要性,认为学校必须教会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及按照什么道德观点去确定什么是符合公共理性的。
　　2.新共和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价值取向。这是古希腊、古罗马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它既提倡积极地政治参与和关注公共生活,又肯定宽容、公正、个人自主等典型的自由主义价值。认为公民道德主要应通过政治参与、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等进行培养。但是,新共和主义关于“政治生活高于家庭、邻里和职业生活中纯粹私人的乐趣,应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的观点,与现代公民对良好生活方式的理解相抵触,因为在现代公民看来,“政治只是个人生活的手段,政治参与也被看作一种偶尔的活动,大多数主要是在愉快的家庭生活、宗教以及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中,而不是在政治中得到最大的幸福。”
　　3.社群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价值取向。社群主义公民理论是一种强调实践社群“公共善”的理论。认为公民道德主要包括公民追求“公共善”、公民对所属政治社群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三个方面。强调社会、国家优先于个人而存在,强调公民的责任、义务和公共服务角色,鼓励公民选择与社群共善价值相符的生活方式等。在公民道德教育具体问题上,认为国家、政府对公民道德教育虽负有重要责任,但市场与政治参与都不足以培养这些德性,认为“使民主政治成为可能的民主品质只有在公民社会的团体网络中才能习得。”所以,公民社会在经验上应该是培养公民道德的苗圃,但要防止教会、种族团体可能教会人们对异教和其他人种的偏见和不宽容的情况发生。
　　4.左派公民道德教育价值取向。左派公民道德理论一般都从公民权利方面界定公民身份。认为参与共同体生活的权利必须优先于责任,只有参与权得到保障以后,提出履行责任的要求才是恰当的。在公民道德教育上,主张通过政治参与本身来培养公民的自主、责任与公益精神。但是,它没向人们指出如何保证公民负责地参与,即怀着公益精神而非自私或偏见去参与。
　　
　　参考文献:
　　[1]张鲁宁.西方公民德性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J].研究与实践,2008,(6).
　　[2]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等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杨少星.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概要[J].世纪桥,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