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属性、企业环保支出与财务绩效

【摘 要】 企业环保支出行为会对公司财务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同行业属性下企业环保支出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了解企业环保支出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并明确不同行业间的环保支出状况。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经过实证研究得出：我国企业的环保支出规模与其财务绩效呈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关系;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环保支出行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更大。

【关键词】 环保支出; 行业属性; 财务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07-0073-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列车的不断加速，我国进入了环境高风险时期，各种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最近十年，环境污染事件的发展规模、损害后果、污染类型等日趋扩大。环境问题已成为国内乃至世界的“热点”话题，而被列为“罪魁祸首”的企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和讨论的对象。企业、政府和社会团体作为环保支出的三个主体，在整个环境支出中的分布极不均衡，其中政府环保支出所占比重较大，而企业和社会团体的贡献率较小。企业作为自然资源的消耗者和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理应遵循“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自觉担负起环境保护的重任。

属于营利实体的企业，其环境支出行为在带来生态效益的同时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益？是否同其他支出行为一样遵循资本逐利的经济规律？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以往学者对环境会计研究的基础上，从财务绩效的角度对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进行探讨，试图得出企业环境支出行为是否会影响财务绩效以及如何影响财务绩效的结论，促使社会和各行业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和看待环境支出行为，以使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能自觉承担起社会责任，最终使企业环保支出行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的统一。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企业环保支出行为与财务绩效

国内外有关企业环保支出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分为三种：负相关关系、正相关关系和不确定关系。

负相关性的观点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对环保事业的支出完全不符合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环保支出的投入与其产品的附加值存在非常不协调的比例，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奥萨托（Orsato，2006）指出，企业环保支出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去购置环保资产和开展环保技术革新，增加了企业的营业成本，难以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流入。国内学者彭峰和李本东（2005）提出环保支出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支出方式，追求的是包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内在统一，但最终往往是经济效益小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该类学者的研究中，企业更倾向于将资金支出于直接盈利项目，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价值，而环保支出多属于非经济类项目，其支付的成本或费用远高于带来的收益，最终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层倾向于以“合谋”的方式作出环保支出决策，他们普遍对环境治理与环保支出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正相关性的观点则主要基于资源和管理效率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资源和管理效率理论认为环境污染说明资源没有被充分、有效地利用，适当的环保支出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能够降低企业因承担环境责任而付出的成本代价。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环保支出作为对利益相关者的一项支出，以满足各个利益群体的需要，从而获得他们对公司的支持。现实中，债权人往往会通过提高借款利率来弥补企业由于环境风险而导致债权人损失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企业的环保支出可以满足债权人这一利益相关者的低风险需求，以支付较低的融资费用。随着公民社会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开始热衷于“绿色消费”，消费者愿意为履行环境责任的企业产品支付“环保溢价”。王立彦和林小池（2006）的研究分析表明，经过ISO14000环境管理认证的产品越来越受到广大客户的青睐，这种正影响力对高环境敏感度的公司尤为明显，故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行为会增加环保企业的营业额，为其财务绩效带来正面影响。

不确定性假说则认为环保支出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不确定性，二者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关关系。我国学者赵红和扈晓影（2010）通过研究得出：环保支出对企业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对企业利润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效应。也就是说，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最终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本文倾向于不确定假说，认为企业环保支出与财务绩效间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曲线关系。假使在某一环保支出范围内，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大多是出于政策要求或舆论压力，这时由于企业环保支出所带来的销售额的增加、技术创新引起的经营成本的降低及罚款和费用的减少等收益，未能弥补环境支出所带来的支出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因而企业环保支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递减的。但当企业具备了一定的“绿色发展”意识，环保支出达到一定规模后，其环保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开始大于成本，此时环保支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由递减变为递增。也就是说，企业环保支出与财务绩效间存在“临界点”。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企业环保支出与财务绩效呈“U”型关系

（二）不同行业属性下的企业环保支出行为

近年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其中对重污染行业的环保要求更是越来越高，如2007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以及2008年发布的《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都明确规定了重污染行业在公司各项活动中的社会责任。由于不同的行业所面临的环境管制不同，而行业环境及行业属性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的环保支出决策及行为，那么行业差异必然会引起企业对环境支出的差异。唐国平和李龙会（2013）的研究结论得出：重污染行业比非重污染行业将投入更多的环保资金。也就是说，相比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对环保支出的敏感度可能会更高。基于目前的制度背景和行业环境，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设二：重污染企业环保支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大于非重污染企业环保支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资产回报率（ROA）

本文采用资产回报率，即“净利润/平均资产”来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其中平均资产的计算方式为：（企业年初总资产+年末总资产）/2。

2.解释变量

（1）企业环保支出规模（EPE）

企业环保支出规模计量方式为：EPE=支出总额/平均资产。支出总额主要包括固定资产购买支出、环保技术研发支出、污染处理支出、清洁支出、节能减排支出等各项环保支出。

（2）行业属性（Industry）

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和2010年9月14日，环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我国十六大行业被确定为重污染行业，具体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行业。基于上述规定，本文对上市公司的行业属性进行了界定，行业属性作为虚拟变量，重污染行业取Z=1，非重污染行业取Z=0。

3.控制变量

本文重点关注了企业的资产规模、负债水平、成长能力以及现金流量能力等因素。具体控制的变量如下：企业规模（Size），取平均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erage），取资产负债率;投资机会（Opportunity），取托宾Q值;现金流量水平（Flow），取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企业的行业细分（Industry segments），十三个细分行业共十二个虚拟变量;年份（years），四年共三个虚拟变量。

（二）模型构建

本文整理出了2010—2013年的企业环保支出数据，且相关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数据基本能够完整收集。故本文设计了如下基本回归模型：

模型（1）：ROA=？琢0+？琢1EPE2+

？琢2EPE+Controls+？着

模型（2）：ROA=？琢0+？琢1Z*EPE2+

？琢2EPE+Controls+？着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截至2014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 000多家公司披露了2 000多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同时部分企业还披露了环境报告书和可持续发展报告书。笔者通过整理和查阅这些报告书，获得了有关企业环保支出金额的数据。本文将2010—2013年间披露了环保支出金额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了ST、SST、*ST的样本公司;（2）剔除了主营环保的公司;（3）剔除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公司;（4）剔除了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5）剔除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有缺失值的公司。经筛选后，本文最终得到了633个样本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途径如下：（1）企业环保支出数据来源于上交所和深交所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且全由笔者手工收集;（2）其他变量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控制变量的个别缺失数据由均值替代。在做模型（2）的回归分析时，对代表行业属性的Z值进行了交互相乘法下的标准化数据  处理。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企业环保支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企业各年的环保支出数值与整体均值相差不大。就总体均值和中位数而言，企业环保支出总体样本的均值为0.78%，中位数为0.23%，两者相差0.55%，这说明大部分企业的环保支出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环境保护支出不够充分，也体现了企业现行环保意识不强的状态。2010—2013年间，2011年的企业环保支出额达到最大，2010年其次，可以理解为在这四年里，企业环保方面的支出主要集中在前两年。总体样本中，环保支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且支出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小于标准差，可以认为在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中可能存在较明显的个别差异。

表2显示了被解释变量资产回报率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各年资产回报率的变化趋势与环保支出相似。就整体而言，各年的资产回报率呈递减趋势，2010年的资产回报率达到四年中的最高水平;总体均值大于中位数，说明大多数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未达到平均水平;资产回报率的标准差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表明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存在较突出的个别差异。

本文为考察不同行业属性下的环保支出行为，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分组统计和非参数检验，将样本数据分为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两组。如表3所示，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支出均值为0.898%，大于非重污染企业的均值0.534%，同时也大于整体均值0.779%;另外，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环保支出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均大于非重污染企业的相应值。从M-W检验和K-S检验的结果来看，表明两组样本数据来自不同的总体，二者的环保支出规模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样本企业的环保支出规模存在较突出的行业差异，重污染行业比非重污染行业投入更多的环保资金。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5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回归模型（1）和模型（2）的VIF值均大于1小于5。一般而言，当0

回归结果中，模型（1）EPE2的系数为0.146，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环保支出与资产回报率呈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关系，即存在一个“临界点”。在该点之前，由于环保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小于支付的成本，对企业财务绩效带来的影响为负;在“临界点”之后，由于环境保护行为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费用，企业环保支出给财务绩效带来的影响由负变为正。另外，从表2和表4可以看出，EPE最大点对应的ROA值0.066644大于EPE最小点对应的值0.04242，表示总体来说，环保支出给企业财务效益带来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因此，上述研究结论可以证明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生态效益，而且最终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模型（2）中，Z*EPE2的系数为0.132，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环保支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更显著。因此，假设一和假设二均通过了回归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以上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具体方法是将被解释变量资产回报率替换为普通股获利率。表6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而且模型（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也通过了检验;虽然部分解释变量在模型中的显著性存在一些细小的变化，但这并不会对文章的整体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故可以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五、研究总结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不同行业属性下企业环保支出行为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统计结果表明，企业在环保投入方面还存在不足，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存在较明显的个体差异;企业环保支出与财务绩效呈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关系;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环保支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较非重污染行业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初步证实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能带来经济利益，符合追本逐利的经济规律。同时，本文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探讨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有助于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基于企业层面的环保支出理论。

本文的研究带给我们如下启示：第一，企业应自觉提高环保意识和绿色生产理念，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坚持走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道路。第二，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利用相关政策和制度来鼓励企业的环保支出行为，促使企业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能更快地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第三，可以通过建立较完善的环保投入市场机制，使环境投入主体获得多元化发展，并以此促进环保运营管理的市场化进程，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地参与到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工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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